谢辰生 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情

甄静慧

从表面上，其实看不出87岁的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是一位癌症患者，他看上去甚至比很多同龄的老人更有精神。

文物保护界的专家、志愿者，甚至很多住在老胡同里的普通北京老百姓都知道，如果古建筑出事了，老房子被拆了，找谢辰生最好。因为他是最积极的保城死硬派。

2000年，北京出台危旧房改造5年计划，一片片老城胡同在推土机的轰鸣中消失，谢辰生连同20多位专家学者上书中央，直斥拆除行为违反北京人文奥运，将会成为千古罪人。这封信导致5年拆除计划只执行了两年多就停了下来。

2005年，他上书温家宝，推动了《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和中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的出台。2006年，他就南京、常州保护问题上书温家宝，推动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的出台。

“垂暮之战”

虽然自嘲一世无权也无财，但谢辰生在中国文物保护史上有着特殊的位置，他一生的经历写下来，就是半部新中国文物保护立法史。

“我从1949年以前开始跟随郑振铎先生从事文物保护工作。1949年郑先生又把我引荐进文物局。那时候中国文物外流情况非常严重，我在文物局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起草新中国第一批文物法令:禁止文物输出。之后我又陆续起草了《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中国文物法》等。

“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国内没有文物犯罪，没有文物走私，也没有文物盗掘。那都是非常好的。但到了8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利益第一。坏了，沉渣泛起，偷盗、走私都出来了。90年代的盗墓风气，不要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是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没有那么严重过。拆毁历史文化建筑的问题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90年代后，各地政府纷纷与房地产开发商联手进行老城“改造”。所谓改造，即是拆毁古旧的道路建筑，盖起高楼大厦；又或是像北京南池子改造工程那样，打散原有的旧城结构，建起仿古的新建筑。一言以蔽之，就是以商业价值为主导。这样的老城改造工程，既能为当地获得财政收入，又能产生政绩。在利益既得者眼里，老城古建在这个过程中的牺牲，也许不过是顺应时代和经济发展的一点点副作用。

“一开始我毫无办法。”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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