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是一位癌症患者,他看上去甚至比很多同龄的老人更有精神。
文物保护界的专家、志愿者,甚至很多住在老胡同里的普通北京老百姓都知道,如果古建筑出事了,老房子被拆了,找谢辰生最好。因为他是最积极的保城死硬派。
2000年,北京出台危旧房改造5年计划,一片片老城胡同在推土机的轰鸣中消失,谢辰生连同20多位专家学者上书中央,直斥拆除行为违反北京人文奥运,将会成为千古罪人。这封信导致5年拆除计划只执行了两年多就停了下来。
2005年,他上书温家宝,推动了《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和中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的出台。2006年,他就南京、常州保护问题上书温家宝,推动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的出台。
“垂暮之战”
虽然自嘲一世无权也无财,但谢辰生在中国文物保护史上有着特殊的位置,他一生的经历写下来,就是半部新中国文物保护立法史。
“我从1949年以前开始跟随郑振铎先生从事文物保护工作。1949年郑先生又把我引荐进文物局。那时候中国文物外流情况非常严重,我在文物局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起草新中国第一批文物法令:禁止文物输出。之后我又陆续起草了《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中国文物法》等。
“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国内没有文物犯罪,没有文物走私,也没有文物盗掘。那都是非常好的。但到了8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利益第一。坏了,沉渣泛起,偷盗、走私都出来了。90年代的盗墓风气,不要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是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没有那么严重过。拆毁历史文化建筑的问题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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