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信的考古学

20世纪初，一批热心追寻真理的知识分子，受西方现代治学方法的熏陶，以“离经叛道”的反传统精神，开始对国史典籍进行全面的梳理和检讨，从而搅动了以“信古”为主流的中国学界的一潭静水。这一疑古思潮在20世纪前半叶达于极盛。“上古茫昧无稽”（康有为语）是从学界到公众社会的共同感慨。

客观地看，对于古籍，我们既不能无条件地尽信，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认为其全系伪造。对其辨伪或证实工作，只能就一事论一事，逐一搞清，而无法举一反三，从某书或某事之可信推定其他的书或其他的事也都可信。既不能证实又不能证伪者，肯定不在少数，权且存疑，也不失为科学的态度。

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源于西方的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应运而生。通过考古学这一现代学问寻根问祖，重建中国上古史，探索中国文化和文明的本源，成为中国考古学自诞生伊始直至今日的一个最大的学术目标。

20世纪初，王国维成功地释读了甲骨文，证明《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朝的事迹为信史；1928年开始的对安阳殷墟的发掘，确认该地系商王朝的晚期都城，从而在考古学上确立了殷商文明。这些重要的学术收获给了中国学术界以极大的鼓舞。王国维本人即颇为乐观地推论:“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由《史记·殷本纪》被证明为信史，推断《史记·夏本纪》及先秦文献中关于夏王朝的记载也应属史实，进而相信夏王朝的存在，这一由此之可信得出彼之可信的推论方式得到广泛的认可，成为国内学术界的基本共识，也是在考古学上进行夏文化探索和夏商分界研究的认识前提之所在。

随着中国考古学“黄金时代”的到来，整个学科充满自信，学者们进而积极地进行考古与文献材料的整合研究，力图解决仅凭文献史学不能确证的夏王朝及夏商王朝的分界问题。

朦胧的“王气”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是在探索“夏墟”和夏文化的过程中被发现的。如此巨大、辉煌的一座都邑，使得严谨而保守的学者们也禁不住感叹它所透出的浓重的“王气”。大家都同意它已进入了文明时代，但这到底是谁留下的都城呢？中国考古学家对此抱有浓厚的兴趣。

自1959年发现以来的50年间，有关二里头遗址与夏文化的争论持续不断。二里头早于郑州商城，但它究竟是夏都还是商都，抑或是前夏后商，学者们长期以来聚讼纷纭，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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