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以后，学者们逐渐考证清楚，即使公认的最早的文献《尚书》，其中谈论上古史的《虞夏书》，包括《尧典》、《皋陶谟》、《禹贡》等名篇，也大都是战国时代的作品，保留古意最多的《商书》之《盘庚》篇，也经周人改写过。进入战国时代，随着周王朝的式微，谋求重新统一的各诸侯国相互征战，各国的君主都自诩本国为中国之正宗，因此都把祖先谱系上溯至传说中的圣王，其中伪造圣王传说的例子也不少。

关于夏、商王朝的制度，到春秋时代已说不清楚了。孔子即曾慨叹道:“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论语》）。作为夏人、商人后代的杞国和宋国，都没有留下关于王朝制度的充足的证据。况且，流传下来的这些文献记载比孔子的时代还晚，即便夏王朝曾经存在过，要想从数百年乃至千余年以后的古文献中得知它的确切状况也是相当困难的。

自信的考古学

20世纪初，一批热心追寻真理的知识分子，受西方现代治学方法的熏陶，以“离经叛道”的反传统精神，开始对国史典籍进行全面的梳理和检讨，从而搅动了以“信古”为主流的中国学界的一潭静水。这一疑古思潮在20世纪前半叶达于极盛。“上古茫昧无稽”（康有为语）是从学界到公众社会的共同感慨。

客观地看，对于古籍，我们既不能无条件地尽信，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认为其全系伪造。对其辨伪或证实工作，只能就一事论一事，逐一搞清，而无法举一反三，从某书或某事之可信推定其他的书或其他的事也都可信。既不能证实又不能证伪者，肯定不在少数，权且存疑，也不失为科学的态度。

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源于西方的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应运而生。通过考古学这一现代学问寻根问祖，重建中国上古史，探索中国文化和文明的本源，成为中国考古学自诞生伊始直至今日的一个最大的学术目标。

20世纪初，王国维成功地释读了甲骨文，证明《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朝的事迹为信史；1928年开始的对安阳殷墟的发掘，确认该地系商王朝的晚期都城，从而在考古学上确立了殷商文明。这些重要的学术收获给了中国学术界以极大的鼓舞。王国维本人即颇为乐观地推论:“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由《史记·殷本纪》被证明为信史，推断《史记·夏本纪》及先秦文献中关于夏王朝的记载也应属史实，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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