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晚期（朱家台文化）人们向河边倾倒垃圾而形成的倾斜地层。古河道直到汉代以后才被逐渐填平。根据钻探情况，我们在堤防的中部和西北部各开探沟一条（TG1、TG2），在堤防的东南端和西北端各开探方一个。钻探和发掘表明，堤防东南端起于古河道转弯处，西北端止于遗址西北部。长约166.6米，宽14—28米，东南端宽，西北端窄。方向135度。从TG1剖面来看，其建筑结构为：剖面呈梯形，上窄下宽，中间为宽约4.4米的主体，主体内外两侧为护坡。主体共分6层，每层厚度为0.15---0.3米不等，结构致密，应经过夯打，但没有发现明显的夯窝。内护坡根据土色共分11大层，每大层内又可分出若干小层，小层厚约6厘米。外护坡根据土色共分8大层，其中最外三层内含沙量较大，且含有较多的螺壳碎末，应是后来对堤防外侧的加固和修补。主体及护坡建筑用土主要取自当地三种颜色的原生土，外护坡最外三层用土可能取自当时堤防外的於土。TG2剖面情况和TG1基本相同。在TG1内，我们发现堤防的内护坡压在F93倒塌堆积之上，F93保存相对较好，从该房址出土的器物来看，应为仰韶时代晚期（朱家台文化）；同时发现有仰韶时代晚期遗存叠压在内护坡上。说明该堤防应始建于仰韶时代晚期（朱家台文化）。在堤防东南端所开的探方T4463内，发现有石家河文化的灰坑H541打破堤防主体，这或许说明，至石家河文化时期，堤防已不被人们所重视。根据堤防所处位置及当时聚落环境，我们初步认为其主要起到防洪作用。
房址主要分布于遗址的中西部和北部，均为地面式建筑，有圆形和长方形之分，共发现72座，其中圆形房址32座，其余多为长方形双间房址。F93是这一时期保存最好的一座长方形房址。长10.6米，宽6.8米。残存的外墙厚0.45米，残存最高处高约0.37米。共分南北两间，每间都有一个火塘，火塘四周均有围埂，在火塘四周发现有生活用陶器，种类有缸、带流盆、夹砂小陶罐、大口罐、泥质红陶杯等。南间发现门址两个，其中南门址保存相对较好，呈内宽外窄的喇叭形，内宽0.6米，外宽0.55米，门道内侧有一道顺着墙的槽，宽约4厘米，深7厘米，应是门槽，初步推测原来应安装有可以左右活动的门，类似的门址在湖北枣阳雕龙碑遗址也有发现。东门址从残存现状来看，结构和南门相似。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发现了三座大型分间式房屋，分布于遗址中西部，面积较大，规格较高，在汉水中游同时期文化遗址中非常罕见，应是当时的公共用房（见本报2009年10月23日4版）。灰坑77个，有圆形、椭圆形和不规则形等。沟2条，一条位于遗址中西部（G4），呈东北—西南走向，一条位于遗址东北部，呈东南---西北走向（G12）。在G12底部发现一组大型石器，共3件堆放在一起，其中1件（G12:2）石斧长35厘米，刃宽12.5厘米。
祭祀坑位于遗址现存范围的西部。共发现埋藏猪下颌骨的坑7个。每个坑内埋葬的猪下颌骨数量不等，有的还有用火烤过的痕迹。这些祭祀坑所在的区域地势高于其它区域约1米，应为祭祀区，面积约600平方米，是用纯净黄土铺垫而成，厚约1米。
墓葬位于遗址南部高岗地带。本次发掘我们在此处开探方2个，发掘屈家岭文化墓葬1座，瓮棺葬2座。20世纪60年曾在该区域发掘仰韶期墓葬4座，瓮棺葬5座；屈家岭文化墓葬18座，瓮棺葬20座。由此可见，这里应是一处由仰韶时代晚期（朱家台文化）延续至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墓地。该墓地在埋葬习俗等方面较为一致，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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