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孔子的这句话，张岱年先生有一段中肯的说明：“孔子所谓性，乃与习相对的。孔子不以善恶讲性，只认为人的天性都是相近的，所谓的相异，皆由于习”（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83页）。孔子作为“人性”理论的首倡者，既奠定了以后儒家思想中对人性问题叙述和理解的基调，也奠定了中国传统思想中有关这一问题的基本框架。孔子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人性善恶问题，但在《论语·阳货》中仍记载着孔子对人性的最基本见解，人性本来是相近的，只是由于后天环境和教育（“习”）的原因，才使得人性发生了差异和改变。由于孔子没有直接言明人性究竟如何，而此问题又直接关涉到中国政治思想的理论性基础，所以后来的孟子、荀子将人性问题从善恶两个方面做了极端性的发挥。
四
在人类社会历史上，把人类自身的命运构筑在一先验的基础之上似乎是人类在童年时代永远无法超越的鸿沟，是古今中外思想发展史上都存在过的社会历史现象。在人类无法把握自身命运的时代，对自己或自身周围所发生的一切都无法作出合理明确的解释，人类特有的探知未知世界的欲求与对现实世界理解的有限性产生了强烈的矛盾冲突，人类试图对人的一切行为寻求其背后的答案，似乎在人类行为的背后有一股强大的看不见的神秘力量在左右支配着人的思想行为，这股强大神秘的力量是超越自然和社会的，但又与自然、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是自然与社会的终极价值依据和源头。在这种思维意识的支配下，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家们把社会历史领域发生的一切现象都归结为有一种超越性的存在，似乎任何事情的存在都有一终极性的价值本源在支配或左右着。但与西方社会思维路径不同的是，中国政治文化所寻求的终极性价值本源并不是超越自然和社会之外的，而是内在于自然和社会的，超越性的价值源头与社会人性之间具有内在的沟通性，成为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发展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之一。
这种思维模式不仅显见于三代时期的社会意识形态中，就是在孔子及其以后的几千年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历程中也一直没有中断过。一般人思想观念中很难超越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孔子无法超越时代的局限，他要使自己的政治理论和主张能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相契合而不显得过分标新立异，他只能采取这种被一般人所认同的思维模式和表述方式。孔子很自然地把其理论与天命、人性联系起来，把那种虚设的存在作为自己理论或政治实践活动的逻辑出发点和终极根据，在孔子的政治思想理论体系中，尽管子贡说孔子不谈性与天道等问题（《论语·公冶长》），但当我们深入到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沿着孔子思想发展之轨迹探寻其思想真谛时，仍然可以寻觅到非常明显清晰的逻辑线索。天命论、人性论是孔子政治思想体系的理论出发点和逻辑原点，孔子的政治思想体系（以仁—礼伦理政治结构模式为核心）是建构在天命与人性的基础上的。如果说天命为孔子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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