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公元前453年）,中国社会进入大动荡的转型期。殷商以来逐步确立的宗法体制以及上下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面临土崩瓦解,“人道”与“天道”溶为一体的神学思想体系受到冲击,一些处在社会大变革前沿的思想家们,根据自己对自然、对社会、对人生的理解,开始用理性的眼光去审视“天”和“人”的关系。《左传·僖公十六年》载:“十六年（公元前644年）春,陨石于宋五, 陨星也。六鷁退飞,过宋都,风也。周内史叔兴聘于宋,宋襄公问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对曰:‘今兹鲁多大丧,明年齐有乱,君将得诸侯而不终。’退而告人曰:‘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左传·昭公十八年》载:“十八年（公元前524年）……夏五月,火始昏见。丙子,风。……宋、衛、陈、郑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 郑皆又将火。’郑人请用之,子产不可。子大叔曰:‘宝以保民也,若有火,国幾亡。可以救亡,子何爱焉？’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遂不与。亦不复火。”

《左传》分别记述了周内史叔兴、郑子产对当时人们认为要给人世间带来灾难的“怪异现象”的不同看法,揭示了在天人关系认识上的严重对立。宋襄公认为“陨石于宋五”、“六鷁退飞,过宋都”是“凶兆”,是“皇天”、“上帝”某种情感的表达。而周内史叔兴却认为是“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裨竈由“夏五月,火始昏见。丙子,风。……宋、衛、陈、郑皆火”预言“郑皆又将火”。子大叔认为“若有火,国幾亡”。子产却认为“风”助“火”势是自然之理,属“天道”；“国幾亡”、“救亡”是人世之理, 属“人道”；“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这里, 周内史叔兴冲破了将“人道”与“天道”溶为一体的神学思想体系,肯定了大自然变化属“阴阳之事”,由“天”不由“人”；吉凶祸福是人世间的事, 由“人”不由“天”。把“天道”、“人道”分离为二。子产在叔兴把“天道”、“人道”分离之后的一百二十年,又从理论上区分了“天道”与“人道”。从而揭开了中国思想史上“有天有人,天人有分”观念的新篇章。

3、社会化的人文主义思潮兴起

中国哲学的人文主义, 孕育于将“人道”与“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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