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子多留乡村，因而其教育遂间有不同。此足见其去封建未久，遗俗犹存。其实，欧洲国家亦大都保留此种风俗至于最近。惟中国独否。中国实行遗产均分诸子办法，据梁任公《中国文化史》说，几近二千年了，这不是一件小事，亦不是偶然，这就是以人心情理之自然，化除那封建秩序之不自然。所谓以伦理代封建者，此其显著之一端。
从梁漱溟的立场来看，“仁”的出现代表了中国文化中“理性的早熟”，这所谓理性，略相当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价值理性”，不仅对中国制度的发展发生重大影响，也对中国整个的历史发展路向发生了莫大的影响。
日本 “仁”从未获得像在中国那样的地位，“忠勇”是武士阶级信奉的儒学德行，反映了日本当时社会的需要。
以研究日本文化与价值著称的本尼迪克特(RuthBenedict)曾指出，“仁”在日本从未获得像在中国那样的地位。她在研究日本文化中对天皇和父母的“报恩”观念时指出:这种报恩是一种无限的、无条件的义务，比中国文化中关于对国家的义务和对父母的孝行的观念更绝对化；忠和孝的范畴虽然都来自中国，但在中国并不是无条件的。“中国设定了一种凌驾一切之上的德目作为忠孝的条件，这个德就是仁”。她指出，在中国统治者必须行仁，否则人民反对君主就是正当的。“中国人的这种伦理观念在日本从未被接受过……，事实上在日本，‘仁’是被排斥在伦理体系之外的道，应当相互的了解，取长补短，携手共建和谐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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