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记者 马海燕
中国古代[注: 中国古代 中国古代中国古代是指先秦至1840年鸦片战争的历史-zhongguogudai]书院式讲学又重新兴起,这次带领年轻一代读经的是一位日本教师——在北京[注: 北京有着三千余年的建城史和八百五十余年的建都史,最初见于记载的名字为“蓟”。民国时期,称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举行的首届“经典会读”系列读书会上,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副教授古胜隆一以《老子》为文本,带给了学生不同的学习体验。
古胜隆一说,这样的读书会在日本被称为“会读”,通常有10个左右的教师、学生参加,他本人就参加着四、五个“会读”,在开展学术研究[注: 孙武兵法初探序言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克劳塞维茨曾指出;战争不是神物,战争是发展的科学,余窃以为以兵圣孙武为代表的中国兵学思想文化无疑正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成果的杰出典范;同时又]的同时提高修养。始于江户时代的“会读”已成为京都大学80年来的传统,它为知识精英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和扎实的学术功底起到了重要作用。
而开书院制度风气之先的中国,这种讨论式的学习方式却已被人们淡忘。大力倡导经典会读的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院长许嘉璐说,中国的书院传统从唐末一直延续至清末。但西方的坚舰利炮打破了中国的闭关锁国,也打掉了国人的自信心,于是开始认为自己一切皆坏,其中一项就是废除旧学,一律改成洋学堂。从1906年至今105年,中国的教育方式大都[注: 元大都,或称大都,突厥语称为“汗八里”(Khanbaliq,即“可汗之城”,帝都之意。)。自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四年(1267年)至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为元朝京师。]是“满堂灌”,没有讨论,近些年经社会各界呼吁,课堂才稍有互动,但这远不是传统书院意义上的“学术会讲”。
与日本的“会读”注重“考据”不同,古胜隆一发现,中国学生更注重“义理”。“在日本,大家会找来不同版本的经典读本,逐字逐句推敲,而中国学生更注重经典精神对当下社会心态的关照和对现实的意义”。
北京理工大学机械电子学博士[注: 博士是教育机构授予的最高一级学位。如某科系哲学博士(PhD),理学博士(DSc/ScD),文学博士(DLitt),教育博士(EdD)。]张贵鑫是30名学员中唯一的理科生。他认为自己应补上读经课的缺失,“与平时参加的读经班注重经典对现实生活的调节不同,日本导师更注重本义解读,进而进行义理阐发,这反而更有收获”。
让中国学生了解文本整理、版本校勘的意义,真正学会一字一句抠经典,而不是泛泛讨论形而上的意义,成为读书会延请古胜隆一的初衷。这些来自清华、北大、人大、北师大等名校的学子,正是从日本导师 多个版本《道德经》中第一次体会到“校勘”、“考据”、“训诂”的成就感。
为了更真切地体验这种“纯读经”的乐趣,古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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