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也。”他称《道德经》“乃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非金丹之术也”。意思是说《道德经》揭示了宇宙万事万物的根源，是统治者最好的老师，也是臣民百姓最珍贵的精神瑰宝，把《道德经》的地位和意义推崇到了相当高度。明太祖登基之初免赋税、节开支、兴教育、反贪官等政策的形成，与其热爱研读《道德经》有关，在其御注本中均有所提及。但朱元璋没有把以道治国坚持到底，他后来又颁旨废除官民对《道德经》《易经》的诵读，尊朱熹为先祖，实行了把“三纲五常”作为官方文化的真正意义上的独尊儒术。朱元璋懂易也懂道，但与打天下、安天下时完全相反，朱元璋不能允许老子的平等、博爱、民主、人道、人权这样的民本思想在他的臣民中传播。朱元璋废除道学、易学的深层原因是不是怕再培养出象刘伯温那样的能人而危及明朝的江山社稷，我们不得而知。
历史上最后一位御注《道德经》的皇帝是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清世祖是清王朝第三位皇帝，也是清朝第一位定都北京的皇帝。这位6岁登上帝位，14岁乾纲独断，仅活23岁的皇帝宿根深厚，天资聪颖，大至治国安邦，小至诗文书法，均卓有成就，对《道德经》一书亦有着十分精到的注解。顺治13年，清世祖完成了《御注道德经》，又亲笔为其作序，一方面说明了其御注的理由，另一方面称赞老子的“治心治国之道”。他在《御制道德经序》说：“老子之书，原非虚无寂灭之说，权谋术数之谈，是注也，于日用常行之理，治心治国之道，或亦不相径庭也。”顺治皇帝亲政后，在其母孝庄文皇后[注: 孝庄文皇后（1613年3月28日－1688年1月27日)，博尔济吉特氏，名布木布泰，亦作本布泰。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二月初八日，蒙古科尔沁部（在今通辽）贝勒寨桑之次女，亦孝端文皇后的侄女。]的帮助下，运用老子的民本思想，发展农业生产，减免苛捐杂税，整顿吏治，提倡节约，广开言路，网罗人才，在各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初创了清王朝走向强盛的局面，并为康乾盛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史料记载曾御注过《道德经》的另外4位皇帝和他们注本是：梁武帝《老子讲疏》、《老子义疏理纲》，梁简文帝《老子义》、《老子私记》，梁元帝《老子讲疏》，魏孝文帝《老子注》、《老子义疏》等，非常可惜的是原注本早已佚失。
两千多年来老子的大道之学作为治国安邦的经典思想，对历代帝王的影响之大由四个御注本可见一斑，四位注老子的帝王有中兴之主，也有开国之君，有创业帝王，也有艺术大师。他们对老子的应用状况决定了朝代的兴衰成败，也决定了他们个人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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