沟河大胜之后,宜有此败。”这就是说,朱棣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注定会有闪失。毛泽东曾多次告诫军事将领不要“犯大胜之后骄傲的错误”,想必是从中得到过启发。
朱棣后来重整旗鼓,千里奔袭,竟然兵临南京城下。建文帝多次派人前往朱棣大营,许以割地求和。但朱棣不为所动,口口声声要捉拿“奸臣”,显出咄咄逼人的架势。毛泽东读至此写道:“始终以索战犯为词,使南京无法答允。”言下之意,朱棣是有意将矛盾尖锐化,以遂其夺取天下之志。
朱棣登上皇位后不久迁都北京,并屡次北征。在其治下,幅员之广超越汉唐,受朝命而入贡者几达三十国,可谓武功赫赫,威震殊俗。特别是他迁都北京更是明智之举,奠定了明朝近300年的基业,其雄武之略不减其父,所以毛泽东称赞朱元璋、朱棣父子在位“搞得比较好”,同属于有作为的皇帝。
对嘉靖皇帝很不以为然
除了朱元璋父子,毛泽东提到较多的另一个明朝皇帝是嘉靖皇帝朱厚熜。明朝由盛到衰,嘉靖当政是重大的转折点。但人们谈到明朝的历史,大都以为万历皇帝对明朝走向灭亡负有重大责任,认为明朝“实亡于万历”。
其实不然,《明史》在评价嘉靖皇帝时写道:“若其时纷纭多故,将疲于边,贼讧于内,而崇尚道教,享祀弗经,营建繁兴,府藏告匮,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所以明朝真正走下坡路,是从嘉靖开始的。
毛泽东对嘉靖皇帝很不以为然,说他“炼丹修道,昏庸老朽,坐了四十几年天下,就是不办事”,这个评价恰如其分。嘉靖初登大位时曾大刀阔斧地革弊图新,裁汰特务机关,广行宽恤之政,颇有明君气象,但不久便玩弄权术,耽于享乐。他倚重严嵩等奸臣残害忠良,经常廷杖大臣,又特别崇信道教,醉心于斋醮、方术、祥瑞等无聊之事。
鉴此,御史杨爵沉痛进谏,期望嘉靖“念祖宗创业之艰难,思今日守成之不易,览臣所奏,赐之施行”。可是嘉靖皇帝非但不听,还将杨爵下狱论罪。毛泽东在读《明史·杨爵传》时旁批了四个字:“靡不有初。”下笔似有无限感慨。“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句话见诸《诗经》,意思是说人们大都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但很少有人能够善始善终。
对“海瑞精神”心存矛盾
杨爵获罪后,朝臣无敢言时政者,唯独海瑞冒死进谏。毛泽东熟读《明史·海瑞传》,被海瑞等忠直之士在国难当头之时表现出的气概所打动。1959年4月,上海会议期间,他大力提倡“海瑞精神”,号召大家就“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来的种种失误大胆陈言,将“五不怕”精神与海瑞的直言进谏结合起来。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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