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蒋介石撕下革命伪装，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邓演达坚决反对蒋的叛变行径，并极力主张东征讨蒋。蒋介石对他极为忌恨，在屠杀共产党的同时，下令通缉邓演达，并封闭上海总政治部分部。

邓演达被迫流亡到莫斯科，不久又离开莫斯科到德国柏林，寻求中国革命问题的答案。到柏林后，他博览群书，学习革命理论，研究经济学、各国政治制度、哲学和历史等。为学习各国革命经验，他十分重视实地考察，曾到过许多国家。他在国外的生活十分艰苦，常常带着几个面包在图书馆研读。

后来邓演达又回国开展革命活动。1930年5月，踏上归途的前夕，他对来送行的宋庆龄说:“我们的斗争将是长期、尖锐而且又是残酷的，因为我过去毫不犹豫地向着腐恶斗争，譬如顽固的封建势力、机会主义以及反动行为、因此在军政两方面树了不少的仇敌。但他们从不能阻挠我追随总理的步伐，我准备牺牲生命以赴，这次或许是我们最后一次的聚会。”表明了他以身殉国的决心。

邓演达回国以后，主动找到中国共产党，希望建立反蒋联合战线。由于当时“左”倾错误在共产党内占统治地位，对他采取了“关门主义”，不予理睬。他便独树一帜，组建新党并通过了行动纲领《我们的政治主张》。

邓演达坚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把斗争的矛头始终指向南京国民党政府。他创办报刊，亲自主编并撰稿，宣传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政治主张，揭露和抨击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邓演达从回国至被捕前的15个月中，发表的论文和起草的文件宣言有20多篇，近20万字。

在大力开展宣传工作的同时，邓演达还积极发展组织。在短短半年时间里，就在14个省市成立了地方组织。

邓演达的革命活动使蒋介石十分畏惧和仇恨。从他回国之日起，蒋就以30万元悬赏缉捕。他在险恶的环境中不顾个人安危，坚持革命斗争。他说“个人生死不足道，中国革命必须及早恢复”，“准备被捕杀是革命者应有的觉悟，尤其是我们应该充分的准备着，准备那最后的一刹那……”为了准备武装起义，专门办了干部训练班。1931年8月17日，干部训练班结业，他即将赴陈诚十八路军驻地指挥起义前夕，到结业式上演讲时，被叛徒陈敬斋告密被捕。被捕时邓演达面无惧色，正气凛然地说:“我是邓演达，这些都是我的朋友，我的事不牵涉到他们，要抓就抓我一个人！”邓被捕后，蒋介石曾不断派人对他进行劝降，均被其严词拒绝，革命意志极为坚定。

早在1927年3月，毛泽东与邓演达在武汉就一起参加过国民党二中全会。邓演达主持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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