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等去调查，然后自己动笔连续写了9篇文章发表在湖南《大公报》上，对封建婚姻制度、妇女解放的问题作了一番扎扎实实的分析研究。《章程》中有民众联合如何进行、模范村建设、社会教育等问题。这年12月1日，毛泽东便起草了一个新村建设计划，以推行"新家庭、新学校、新社会"连成一体的理想，甚至到岳麓山一带做过选址的准备。《章程》中列有地方自治、联邦制应否实行、废除督军及湖南如何改造等问题。1920年初，毛泽东便起草了《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发动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的运动，呼吁湘人自治，还提出建立湖南共和国以推动联省自治的设想。《章程》中列有派留学生、东西方文明会合等问题。在1920年初的许多通信中，毛泽东反复同人讨论该不该出国留学、何时出国留学，特别是东西方文明的关系等问题，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自己暂不出国留学，先研究中国这块地盘里的事情，然后出去"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总之，青年毛泽东的脑子里，似乎装着太多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但凡碰到了，有兴趣，或觉得有必要，他都要去讨论，甚至去实践一番。
是不是就此可以认定，毛泽东当时只埋头思考和解决实际问题，而不大探索宏观上的理论是非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说一件轶事。前面提到的黎锦熙，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交往甚密的老师。据黎的日记记载，1915年4月到8月，毛泽东拜访黎20次。黎当时常请三位青年帮助抄写报刊稿件，付给一定的报酬。一位是不问文稿内容，什么都抄；一位是觉得文稿中有问题，总是提出来，并代为润色；一位是看到文稿内容与自己的观点不合，干脆就不代抄。这三位学生的不同态度，使他们后来各自的成就也不一样:第一位默默无闻；第二位是后来的著名戏剧家田汉；第三位就是毛泽东。
可见，青年毛泽东的行事风格，注重实际，也讲原则；充满问题意识，更重理论信念。他当时之所以响应胡适多研究问题的主张，热心地探讨这样那样甚至是一些枝节的问题，是因为他对各种主义还没有搞清楚，还无定见。在拟出《问题研究会章程》半年后，毛泽东还曾在一封信中表示: "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
为此，《问题研究会章程》在列了71项144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后,又专列一条，宣称:"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可见，研究问题和研究主义，在青年毛泽东那里不但不是矛盾的，而且他还把研究主义看成研究问题的前提。毛泽东在《章程》中曾列出了若干"特须注重研究之主义"，包括哲学、伦理、教育、宗教、文学、政治、经济、法律等各方面的主义。事实上，在《章程》列出的144个问题中，就有"社会主义能否实施"这样的问题。到1920年初，毛泽东对"主义"的寻找和研究，越来越强烈和迫切，乃至写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帜，大纛一张，人们便知所趋赴"这样的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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