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有可能，毛泽东从不放弃出来走走的机会。1958年是他出京最多的一年，只有两三个月在中南海办公，其他时间都在外省走来走去，足迹遍及17个省市。然而，他似乎从来没有走出过人的包围圈；警卫以及警卫拦都拦不住的欢呼的人群。

——1952年在武汉，毛泽东游黄鹤楼，不得不戴着口罩，但还是让一个孩子认了出来。刹那间，人群潮涌，警卫使出浑身解数才保驾下山。毛泽东对此感叹道:真是下不了的黄鹤楼！1958年的8月13日，毛泽东在天津又重演了一幕“下不了的黄鹤楼”。那天，他参观了南开和天津两所大学，想到外面吃顿饭，就去了正阳春饭馆。饭是普通的饭，因为事先并没有打招呼说是谁来吃。不料，饭吃到一半，毛泽东无意向窗外望了一眼，却正被对面楼上晒衣服的一位妇女瞧个正着， 一声毛主席万岁，喊来了街前街后的人，顿时黑压压一片，万岁之声不绝，交通陷入瘫痪。毛泽东没法吃饭，只得连连到窗口和热情的人群打招呼。直到下午3点，最后警备区派出了一个排的精干小伙子才把他的座车从人群中推进去又推出来。据说，事后清扫现场，竟收了7筐半人们丢失的钢笔、手表和鞋帽。

毛泽东沉醉于其中。沉醉之余，高处不胜寒的滋味是不是也深深引发了他冲出包围圈的渴望？当年骑马自由驰骋于天地之间的岁月，还能找回来吗？

为了扭转1958年“大跃进”和3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困境，1961年1月他做了自我批评: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他在随后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提议: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1961年要搞个实事求是年。根据他的意见，这年，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几乎所有政治局委员都下了基层。

毛泽东搞的还是间接调查。他让田家英、陈伯达和胡乔木各带一个工作组，分别到浙江、广东和湖南农村，每组都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半个月后到广州会合向他汇报。这次调查的结果，就是毛泽东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六十条，对人民公社等农村存在的一些问题作了调整和规范。这个冷一冷头脑，纠正一些左倾错误的过程，延续到1962年1月底2月初，开了个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会议开得顺利开得热烈，原本到1月28日结束的会开到了2月7日，七千人的春节都是在大会上过的。会议对1958年以来所犯错误的责任统一了认识: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其次是省市自治区各级党委，然后是省以下的各级党委，各有各的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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