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统计表明，从1952年至1977年，仅宝安有偷渡外逃行为的达62305人，其中逃出去40598人，占全县总人口近二成。有的公社，比如大鹏公社有三条村庄共34户117人全部逃光。

此前1977年11月，广东省委已将此作为重大恶性政治事件，向正在广州视察的邓小平汇报。当时南方日报副总编张汉青回忆，反偷渡因为被当作敌我矛盾，“偷渡的人被叫作偷渡犯”。内部会议上，就逃港是政治原因还是经济原因存在争论，是习仲勋改变了以往的看法，他认为:“我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差，问题解决不了，怎么能把他们叫偷渡犯呢？这些人是外流不是外逃，是人民内部矛盾。”张汉青认为，这一转变促成了认清、解决偷渡问题的正确途径。

同时，广东省和港澳工委反复做工作，希望“港英当局改变此前所谓‘人道’做法”。从1980年秋开始，港府实施新措施，偷渡者到香港一律不发身份证，不准在香港居留，全部遣返内地。香港雇主雇用偷渡客者，罚款5万元（港币），坐牢一年。措施公布后，11月份广东偷渡外逃人员仅近百人。

习仲勋意识到，堵禁之外，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尽快缩短与香港的差距，才是长久之道。在习仲勋的领导下，广东省委提出设立特区的设想，并经中央批准同意。

1980年8月，特区条例公布后，当年曾参与筹建特区的原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发现:“最令人感到高兴和意外的是，最困扰着深圳——其实也是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是完全消失了！

习仲勋（1913-2002）陕西富平人，1928年入党，解放后先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广东省委第一书记，1988年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2002年5月在北京病逝。

■ 他一生“两个最大的闪光点”:一是早年跟随刘志丹创建陕甘边根据地；二是带领广东在改革中“杀出一条血路”。

1978年，赴任广东不久，习仲勋收到市民来信，里面装着无法兑换的五毛钱的鱼票。时任广州市越秀区区委书记的朱森林后来回忆，这件事极大地刺激了习仲勋。

靠海却无鱼可卖，这是习仲勋主政初期面临的现实之一。当时“文革”浩劫刚过，广东物品奇缺，农业凋敝，工商不振，冤假错案成堆，每年偷渡逃港者数以万计。

1978年3月，叶剑英与华国锋、邓小平交换意见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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