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高缨的话说，电影剧本初稿是“大胆依样画葫芦”改出的，文艺界的前辈和同行看了都觉得“不大对劲儿”，凉山州委领导同志也说“还不够满意”，他认为主要还是“忽视”了电影与短篇小说在容量与表现手段上的差异，只是简单地将小说像拉面条似的去拉长，像吹气球似的去扩大，剧本的整个情调十分低沉，故事“没意思、没味儿”，人物也跟着走样了。

在第二稿中，高缨将时代背景由解放初期移到了大跃进年代，还加上了人民公社大干水利，人物性格、情节发展虽然基本没有变化，但所表现的任秉清和马赫两个父亲与达吉间的悲欢离合，已成为一个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彝汉两个民族团结的故事。这一改编方向得到了各有关方面的肯定。

当高缨带着这一稿本高兴地来到长影，在新一轮的修改中却又陷入困境。他发现原有的人物性格、故事情节，与变动后的背景、环境不协调，甚至是格格不入。已确定执导该片的王家乙，提出应在新的生活环境中塑造新的人物性格。峨影厂长、后来在片中亲自饰演马赫的朱丹南，也从四川带来了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的建议:在新的时代背景和人民公社环境中，故事应该是喜上加喜的事，情调最好是欢乐的，人物可以写得理想一点，这样更能体现民族团结的主题。这些意见，让高缨心情顿时开朗起来，很快就完成了剧本的重改工作。

高压下，感动被“禁”

高缨曾将改编中遇到的周折归结为自己对电影“一窍不通”，其实还有更为深层的制约因素。当时正值国际上“反修斗争”日益激烈，国内对“现代修正主义及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以及对于“人性论、人情论和人道主义”等的批判愈唱愈响，文艺界变得沉闷、紧张起来，这同样波及到该片的创作。就连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也有人指责表现了“普遍的爱”，是“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高缨改编剧本时不免心存顾虑而显得拘谨，尽力回避尖锐的矛盾冲突，削弱了影片“人性”、“人情”成份。

同样，作为导演的王家乙也背上沉重的精神包袱。加之影片是长影和峨影合拍，两个省的领导对拍摄工作虽很支持，但也十分不放心，其中一个省的宣传部长三天两头跑来看样片，并且善意劝告王家乙:“你不要在刀刃上跑马呀!”另一个省的宣传部长则不断来信询问，婉言奉劝王家乙，如果不行就赶紧下马停拍。这就势必造成他在艺术处理上缩手缩脚。尤其是表现因达吉去向在马赫、任秉清之间掀起的情感风暴上，未能大胆、充分地以情动人，以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应有的感人力量。

多年以后王家乙曾无比感慨地坦陈:“用战战兢兢、诚惶诚恐来形容我当时的心情，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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