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美国学者写的文章都不着边际。很多人说谢晋导演你吃了很多苦，我说不是我，是整个国家！连国家元首刘少奇都死在牛棚，骨灰都几乎找不到了。我们经历如此巨大的悲剧，我们自己把它克服了。

现在第六代导演根本没经历过这些，他们拍出来的电影当然跟我们不一样。有些影评家很糟糕，老拿我们比，但比较是不可能的。美国今天的电影怎么跟卓别林的电影比较？它们完全不同。美国现在不可能拍出跟卓别林一样的电影，因为时代完全不一样。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现在不可能拍出1950年美国最优秀的电影，难道现在的美国电影工业还可以出现另一个卓别林吗？不可能。

每个时代都有它电影的风格，而我们和下一代的电影风格不同，我觉得非常自然。

1970年、“文革”期间，电影导演因为当时激进的政治气氛而无法拍摄电影。然而您不同，在那段时间您作为一个电影人，仍持续您的电影梦──或该说是噩梦？在这样社会动荡、政治高压的年代拍摄电影，是什么样的景况？

“文革”的时候我拍过电影，拍过样板戏。当时虽然还没复职，但是什么都打倒了、都没人了，所以我和其他一些年轻电影导演就被指派拍样板戏。这些戏都是当时政治气氛的产物；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场噩梦。

不光是一场噩梦，我父亲吃安眠药自杀、母亲跳楼自杀，都是我去把他们抱上来的。当时我还关在厂里不许出来。一开始我很自责，后来也想通了，这不是个人的悲剧。那不只是针对着我，即使那些创建我们国家的人也都遭受了迫害。我估计以后会有很多的作品从这场悲剧里出来，会有真正反省“文革”的杰作。这是人性的毁灭，发生在父子之间、朋友之间，这是时代的悲剧，我们中华民族的悲剧，以前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在提到“文革”时总会称它“史无前例”。我们应当记得这个词，“史无前例”，过去历史上没有过。毛主席是犯了严重的错误，中国以后一定会出现非常重要的作品。

我想，研究一个国家的电影，尤其是重要的电影，要了解很多那个国家的历史背景。越战结束后有些电影拍得非常好，像科波拉的《现代启示录》。如果不是这场战争，也不会有这些电影创作出来。后来我几部主要的电影也一样，像《天云山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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