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30年代，毛泽东就曾经使用这样的武器反对“本本主义”。那时毛泽东还没有掌握全国的权力，他的文章中充满了藐视权威的犀利。但是现在，即70年代后期，胡耀邦要藐视的权威正是毛泽东本人。

在此期间，《理论动态》的编辑曾经问胡耀邦:“你对‘文化大革命’是什么看法？”胡耀邦回答:“实践是错误的。”

1978年初，党校的理论工作者在胡耀邦多次指导下写出了《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第二稿。文中说:“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路线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在这里，实践标准已经写得很明白了。这就是后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的源头。

当然，学员中也有很多明白人，赞同胡耀邦的主张，认为判断“文革”的是非对错，要以实践为标准。来自上海的高级班学员，曾任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安徽芜湖人杨西光就是其中一个，他在其后不久展开的真理标准讨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把自己在讨论中的体会写成文章交给他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老战友、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协助胡耀邦编辑《理论动态》的孟凡，托孟凡转交胡耀邦。孟凡回忆说:“我和他（杨西光）一起到耀邦那里几次，我也向耀邦同志介绍过他的情况，耀邦同志对他的印象比较好。”

正是这场激烈的大辩论，使党校的理论家萌生了要写一篇文章的想法。中央党校副教育长、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和研究室的组长孙长江商量之后都认为，两个标准是糊涂观念，要写文章说明只能有一个标准，就是以实践为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党校的文章一开始的命题就是“唯一”两个字。

党校的争论，其实也是社会认识的缩影。如《人民日报》1978年1月9日发表邵华泽的《文风和认识路线》，提出检验工作好坏、水平高低的标准只能看实践。3月26日发表张德成的文章《标准只有一个》，提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结果，报社收到的读者来信大部分持反对意见。

吴江对孙长江说:“你来写吧。”这是1978年初。文章最初的标题是《实践是检验路线是非和真理的唯一标准》，随后去掉了“路线是非和”这几个字，把标题简化成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到1978年3月底，孙长江把文章写完了。吴江看了，觉得还不太够，要求孙长江再做一些充实，然后准备在《理论动态》上发表。

本文摘自《交锋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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