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家里，辩证的斗争在不断地发展着(毛泽东追忆这些事情的时候，幽默地笑着应用这些政治名词来说明——原书注)。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大约13岁的时候，有一次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我们两人在他们面前争论了起来。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激怒了我。我骂了他，就离开了家。母亲追上前来，竭力劝我回去。父亲也赶来，一边骂一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旁边，恫吓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提出了停止内战的要求和反要求。父亲坚持要我磕头认错。我表示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跪下一条腿磕头。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我从这件事认识到，我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仍温顺驯服，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美〕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第107—108页。

1910年4月湖南粮荒，长沙饥民成群结队到湖南巡抚衙门示威要求救济。后遭到镇压。这就是长沙著名的“抢米事件”。这件事给少年毛泽东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时期，他读到了一本关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小册子，开始意识到努力救国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职责。

与毛泽东少年读书不同的是，此时13岁的彭德怀，仍在为一家人的生活而奔波，为了生计，他只得到黄碛岭土煤窑做车水工。1913年，湘潭大旱，人民饥寒交迫。饥饿使人们纷纷起来“闹粜”。肩负着全家生活重担的彭德怀成了他们中最年轻、最勇敢的一个。由于此事，官府要拿办，彭德怀只好告别了亲人，离开了家乡。

不得已，彭德怀只得随招工的人去湘阴、益阳交界处的西林围，加入了修堤工的行列。如果说此时只有15岁的彭德怀由于家境贫寒，而过早地挑起了家庭的重担、走进社会，为谋生而奔走的话，毛泽东此时则完全靠家里的资助，一心地走他的求学之路。也许正因为如此，日后对于中国社会的认识，彭德怀过多地从实践经验中去理解，而毛泽东则更多地是从理论上，或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去认识。

1911年春天，毛泽东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到长沙省城读“新学”。在这里，毛泽东很快就卷入了辛亥革命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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