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特罗与切·格瓦拉有着让世人费解的关系。曾经和切以及卡斯特罗有过密切交往的法国教授瑞吉斯·德伯里说:“历史对卡斯特罗很苛刻。它在力捧切的同时贬低了卡斯特罗。”

无论切有多么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切·格瓦拉是一个铁定不会按牌理出牌的人。卡斯特罗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对革命，切怀着一种杰克·伦敦式的态度，将其视作一场伟大的、永无止境的冒险，然而他却不具备任何政治上的成熟性去处理让国家得以运转的实际事务。他没有手段就想达到目的。

在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切·格瓦拉孤注一掷的赌徒性格暴露无遗。他比卡斯特罗甚至赫鲁晓夫都更加张狂，似乎根本不顾忌全世界在那一刻屏住呼吸的紧张。他对伦敦《工人日报》说:“如果核导弹还在我们手里，我们可以摧毁美国的核心，包括纽约城。我们会走向胜利之路，就算那会使成千上万的人成为核牺牲品……我们必须让仇恨活在心里，并促使它爆发出来。”

无论切·格瓦拉的性格中有多少自相矛盾之处，这样的想法是走得太远了。你无法同时成为一个解放世界的伟大革命家和一个迫切想要按下核按钮的人。它显示了切的冷血，这是他的偶像身份后不为人所注意的一面。如果你读过切·格瓦拉的政治著述，可以在其中发现一种清教徒式的狂热和纯粹的、不加掩饰的仇恨，有些时候达到病态的程度。他反复写道:“一个革命者必须成为被纯粹的仇恨所驱动的杀戮机器。”“仇恨是斗争的一个要素，对敌人刻骨的仇恨能够让一个人超越他的生理极限，成为一个有效率的，有选择性的，暴力的，冷血的杀戮机器。”在这样的思想逻辑之下，难怪切·格瓦拉会在革命胜利之后对反对革命的人大开杀戒，会在古巴建立秘密警察和劳改营，以不合法律程序的专制铁腕镇压异议者和所谓“反社会的人”。他也许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他也是一个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不怕弄脏了自己的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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