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徐广缙被调往广西剿办洪秀全起义。叶名琛于咸丰二年（1852年）实授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继任港督包令重提入城旧事，被叶名琛断然拒绝，包令乃记恨在心。英政府的广东领事巴夏礼也和包令一样，入城不得，便等待时机以扩大在华利益。叶名琛固执地认为只要动用民心，即可阻止西方入侵，同时不顾条约规定，无视所谓“国际规则”，的确顽固迂腐。但问题是，如果接受不平等条约，就一定可以避免进一步的侵略吗？

妥善处理“亚罗号事件”，赢得马克思赞扬

如果把19世纪的西方扩张，换成现在流行的话语即所谓“全球化”的话，那么，叶名琛无疑成了全球化的绊脚石。

时下中国正以饱满的热情拥抱至今尚未定论的所谓“全球化”，并伴随着“规则意识”的“觉醒”。但是，在激情之余，我们是否应该冷静思索全球化这一模棱两可的词句下所暗含的规则意识，以及到底这是谁的规则，其中又体现了何种正义呢？

晚清以来，国际社会的规则似乎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唯其改变者，是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1919年国人发现的“强权即公理”，是否会随着中国的崛起而改变呢？这仍然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与其说是改变了国际社会的规则，毋宁说是提高了国际社会原有规则执行的成本。对于规则本身，并没有造成根本性的颠覆。

从这个问题的思考出发，我们来回顾一下1856年的“亚罗号事件”，以期证明规则意识的本质是强权意识。

亚罗号（Arrow）实在是一只不起眼的小商船，就跟当时众多的中国商船一样，它利用了国际法中船舶管辖权的惯例，曾经在英属香港登记，以期规避中国官方的检查，干些规则之外的勾当。但是，当中国广东水师千总梁国定登船查禁海盗时，这只船的登记证刚好过期。有三件事情证明中国对此船的检查符合国际法规定:其一，此船只登记证过期（英国议员在下院作证时已经自己证明了这点）；其二，此船并未像英国驻广州领事馆代理领事巴夏礼所言悬挂了英国国旗，而只是悬挂了信号旗，所谓中国水师扯下国旗，应该是扯下信号旗；其三，即便英国宣称对此船有管辖权，但是，根据国际法的相关惯例，悬挂国旗的船舶必须与船属国有真正联系（亚罗号的船主曾是中国人苏亚成，后为苏亚明，而他雇用英国人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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