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以板舆自载,督励众军”和“魏军凿提,睿亲与争”,毛泽东分别在天头地角两处批注:“将在前线。”说到攻克合肥“所获军实,无所私焉”,毛泽东批注:“不贪财。”说到韦睿团结部下,亲自调解胡、赵矛盾时,毛泽东批注:“干部需和。”说到韦睿治军,通宵达旦,操劳各总事务,设立法度一段,毛泽东批注:“劳谦君子。”
《南史》对韦睿一生评价颇高:“睿雅有旷世之度,莅人以爱惠为本,所居必有政绩。将兵仁爱,士卒营幕未立,终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被服必于儒者,虽临阵交锋,常缓服乘舆,执竹如意以麾进止。”毛泽东对此极为推崇,挥笔写道:“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
一部《二十四史》,人物纷纭,论地位,韦睿说不上显赫。但毛泽东如此情有独钟,不惜笔墨地批注,原因何在?首先,在韦睿的身上,体现着作为领导干部的种种美德与素养,诸如谦逊朴实、率先垂范、节俭廉洁、团结同事、勤奋工作,还有毛泽东素来推崇的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等等。这些,在今天乃是涉及到党风、政风的大问题,所以毛泽东十分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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