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过来，周恩来也绝不是一个只能起执行作用的人。他也是一个战略家、一个有着重大决策能力的人。比如，周恩来1924年在法国时谈到“国民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的关系时说过:“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说明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的道理。1930年4月他在德共《红旗报》上写道:“农民游击战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国革命的主要特征。”这些都是很早的事情。中央九月来信对古田会议的作用，也是大家所熟悉的。以后，在推动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的过程中，周恩来对于党的许多重大决策的提出一直作出过很多贡献。我举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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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恩来传》起草过程中，有位中央领导同志看了后觉得对周恩来在军事上特别是在解放战争包括三大战役中所起的作用没有充分反映出来。因为周恩来当时是军委副主席、代理总参谋长，应当反映他在这方面的重要贡献。后来我跟邓大姐讲到这一点时，邓大姐说:“恩来同志在陕北时实际上是总参谋长。许多作战方案，包括以后朝鲜战争时期的作战方案，都是他先拟好了送给主席看，由主席批，或者他先找主席请示，谈好后，再由他来贯彻。”

我们为难的是:写传的主要根据是目前留下的档案，其中最重要的具有战略性决策问题的文件大多确是由毛泽东起草的，周恩来起草得比较多的是一些具体贯彻执行或配合性的文件。但这是不是就说明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在作决策？也不能那样说。档案能说明问题，但档案并不能说明所有的问题。

在当时军委作战室工作过的一位同志讲到过:当时一般来说，几乎每天所有的军事电报，都是先送到周恩来那里， 周恩来看了以后，考虑好自己的意见，通常在地图上也标明了，然后去找毛泽东，两人一起对重大问题进行商量。做出决定之后，重要的文电由毛泽东亲自动手起草，其他一些具体问题由周恩来处理。当时党的领导集体是五大书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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