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封建社会的政治家，姚崇能坚持以“唯物论”精神立言行事，这在当时的思想政治环境中应是难能可贵的。

开元四年，山东发生大面积蝗灾。姚崇主张杀灭蝗虫并焚烧虫尸。地方官员和百姓不敢捕杀蝗虫，反而祭天祈福消灾，连唐玄宗都担心灭蝗会违背天命。姚崇列举魏时发生蝗灾不敢灭而导致草木皆尽、饥荒遍野甚至发生人吃人现象的事例劝诫唐玄宗，指出修德免灾并非对灾祸听之任之，而是要主动救灾，如果为了保护蝗虫而牺牲人命并招致国家危殆，才是真正违抗天命。黄门监卢怀慎认为天灾非人力所能制服，姚崇大声驳斥道:“扑杀蝗虫解救百姓是善举，如果上天降灾祸，全由我姚崇一人承担，决不推诿给别人。”姚崇为民请命的坚强决心终于打动了唐玄宗，玄宗遂下令灭蝗。最终百姓免于灾难，天下太平。

姚崇不但相信“人定胜天”，还能站在唯物观点的高度对待身后之事。他告诉子女死后要薄葬，不做佛事。子女不理解，姚崇说，“人死了就如同粪土一样，没有任何知觉了，厚葬有什么用呢”。他举例说，翻译佛经的姚光、出家的梁武帝、赎过生的孝和皇帝、大兴土木修建寺庙的武三思等人，或不得善终，或家破人亡，或惨遭杀戮；而没有佛教的三皇五帝时期， “父不丧子，兄不哭弟，至仁寿”，传说中活了八百多岁的彭祖正是生活在这一时代。他总结道:“夫死者生之常，古所不免，彼经与像何所施为？”毛泽东读至此处，批注:“韩愈佛骨表祖此。”就是说，几十年后写《论佛骨表》的韩愈，也是以姚崇之论为基础的。姚崇并非反对佛教，他反对的是当时统治者和民众过于沉迷佛教，乃至大肆修建佛寺，劳民伤财，影响国计民生。他曾劝诫唐玄宗，阐述了“佛不在外，悟之于心。行事利益，使苍生安稳，是谓佛理”的理念。姚崇利用佛教理论和信仰规谏当政者造福民众、抚慰苍生，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佛理”。这一异乎寻常的政治见解，无疑平添了他作为“大政治家”的内涵。

毛泽东年轻时评价历史人物，喜欢以“传教者”和“办事人”来概括。“传教者”以创立思想学说影响世人并流传千古，“办事人”则运用自己的才干为民造福、匡时济世。姚崇就是一个政见深睿、为国为民的“办事人”，而且这个“办事人”还是封建社会中少有的敢于破除迷信、反对沉迷宗教的唯物论者，因此他被毛泽东称为中国历史上的“大政治家”。

〔作者张泽宇，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广州 51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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