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上海市政府收回了跑马厅，成立了足球队，还举办了一系列体育义赛，以门票收入支援“抗美援朝”。就在这样一次市级比赛上，余吉利一出手，就打了个上海市冠军。这次荣耀给今天的余吉利留下的惟一痕迹，是一张冠军杯的照片。就是这只冠军杯，给余吉利引出了一段新生活。

1952年，余吉利的父亲去世。不久，几个军人找到他，问他是否愿意参军。原来，当时的解放军军事学院体工队打算成立拳击队，看中了这个年轻的上海冠军。余吉利高高兴兴地穿上了军装。

五十多年后的余吉利，还保存着已经变得脆弱的“革命军人证书”，文字是正体直排，由右及左:“革命军人证书:余吉利同志系1952年12月参加我军，现在本院工作，其家属得按革命军人家属享受优待。此证”。下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刘伯承，以及政治部主任钟期光的署名。

参军不到一年，余吉利打遍军中无敌手。1953年11月，在天津举办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运动大会，相当是全国运动会的前身。运动大会上，代表华东的上海选手陈新华获轻量级冠军，周士彬获中量级亚军。余吉利以全军第一名的成绩代表解放军队参赛，击败所有同级对手，成为次中量级的全国冠军。那一年，余吉利23岁。

白茅岭农场远在安徽，却曾经在上海赫赫有名。当年上海“犯了事”的人，如若还够不上送监狱，白茅岭是个主要去处。去了，也就失掉了那个年代被看作性命的上海户口，多半再不能回来。

余吉利是白茅岭农场中万千过客中比较特殊的一位，他曾是中国的拳击冠军。

初入拳坛

余吉利出生在1930年的上海，霞飞路（今淮海路）927弄。这一带是法租界，大都是仿法式住宅。余吉利的父亲余宏基是比利时房屋公司的一个普通职员，母亲在家带着几个孩子，家境还算不错。

少年余吉利在铭本小学读着书，却坐不住，是个特别顽皮好动的孩子，后来进了雁荡路业余中学。在余家附近的汾金坊，住着大同大学外语系的一个大学生，叫黄晓阳，他比余吉利大个五六岁。黄晓阳是个业余拳击爱好者，就是他把余吉利引入了拳击这一行。提起已经去世的黄晓阳，余吉利仍然充满敬意和感激，把他称作是自己的启蒙老师。那是1946年、1947年之际，余吉利才十六七岁，就在他即将成年、却不知下面的路怎么走的时候，拳击运动让他忽然有了人生的方向。

早在1915年，上海虹口娱乐场一带就主办过第二届远东运动会，也就是今天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