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记者和外交官成了朋友,他们也时常在周末去看望她。
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费正清先生潜心研究中国问题几十年,是西方最具权威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1943年他以美国国务院文化司对华关系处文官的身份来到重庆。经过美国《时代》杂志记者白修德先生的引见,他见到了母亲。他曾回忆说:
“没几天后,就有一位聪明的富有魅力的名叫龚澎的年轻女子来看我。那时,她刚刚开始走上作为周恩来新闻发布员的辉煌历程(1970年她因病早逝时,已是环球新闻界一个出类拔萃的妇女了)”,“龚澎对那些没有家室之累的、主张采取有力行动的国外记者所产生的魅力,一定程度上出于她那才智超群的性格,另一方面,也因为在这个充斥着随声附和者的趋炎附势者的城市中,她扮演了一名持不同政见者的角色。她是在野党的发言人,而在野党的改良主张暴露了执政党的罪恶。”
母亲答应定期来访并辅导费正清先生学习中文会话。费正清在日记中记录了他在1943年10月25日去曾家岩50号拜访母亲的经历:
“一步一滑地沿街去看望我们那位信奉共产主义的女朋友龚澎。她立即拿出一本政论小册子,里面共产党扮演了痛斥国民党的高贵角色。此书印刷精美,纸张洁白,真是鬼神莫测,他们竟能搞出这么漂亮的小册子,其中一半已经由她译成英文。当递给我这些书时,这位非常令人钦佩的传教士解释道,国民党机关认为她散发了过多的宣传品,正打算在某一天对她进行绑架,因此,她不能过多离开这个庇护所。我向她保证,她的追随者马上就会订出一种护送制度……由于史迪威将军的一位随从武官来接她去吃午饭,我便离开了这位年轻小姐所在的老鼠横行的堡垒。”
这位来自哈佛的中国通在其日记中这样评价母亲:
“龚澎的性格里既有青春的朝气,又有对中国共产党事业的坚定信念,再加上随军记者所特有的敏锐观察力和清新的幽默感。在1943年弥漫在重庆的沮丧的单调气味的气氛中,她那充沛的生命力使人如同呼吸到了一股新鲜空气。她所提出的问题正是民主人士揭露国民党种种罪行的诉状———暗杀、钳制舆论、捣毁印刷厂、捏造罪证而把民主人士投入监狱,不准游行示威,取消罢工权等等。当斥责国民党拒绝给予自由权,而共产党也同样拒绝给予时,龚澎就站在超然的立场上,显出纯粹的正直了。她知道双方的内情,因为她在彼此争斗的国共双方都生活过。”
龚澎的魅力倾倒了美国大使馆和外国记者招待所里不少年轻人,她成了“言论自由的象征”。费正清在给他夫人的一封信中写道:
“我发现龚澎对她所认识的每一个人都产生一种驯服功能。布鲁克斯·埃特金森也同样感到了她那奔放的热情,别的记者更不用说了,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约瑟夫·艾尔索普因她的魅力而发狂,美国哥伦比亚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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