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他对新中国的建设,对公司的未来,都充满了希望。
1950年10月,父亲回到重庆,受到了当地党政军方面及民间的热烈欢迎。邓小平等西南地区军政领导更予以亲切接见。不久,他又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父亲返回重庆后,又重新投入了民生公司的日常工作中。对父亲来说,民生公司是他毕生心血所寄。
父亲1893年出生在重庆合川,因家境贫寒,刚上完小学即辍学,后艰苦自学成才。早年投身教育,立志以教育救中国,但由于连年军阀混战而很难实现他教育救国的理想。1925年,父亲在合川集合一群志同道合的青年,创办了民生轮船公司并出任总经理,转向实业救国的道路。经过苦心经营,抗战前民生公司已统一川江航运,将外国轮船公司逐出长江上游,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率领民生公司员工积极投入抗日救国事业,尤其是现场指挥了被誉为“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的宜昌大撤退,为国家保存了工业命脉,而最为后人所称颂(详见2002年3月21日本报文章:《抗战时期:宜昌敦刻尔克大撤退》———编者)。抗战胜利后,民生公司除改进内河航运外,同时开始发展海洋运输。遗憾的是,由于内战爆发,导致民生公司的经营状况一直不佳,实力大受损伤。
新中国的建立,使父亲尤为振奋。他返回内地后,即安排和指挥民生公司滞留香港和海外船舶驶返内地的行动,在民生公司各分支机构和船员的同心协力之下,18艘滞留香港的主力船舶突破封锁,陆续驶返内地,参加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在重庆期间,父亲相当重视学习时政,经常让我与他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譬如《矛盾论》、《实践论》等篇章,他在思考着民生公司的发展方向,积极探索民生公司如何走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早在1950年3月滞留香港期间,父亲就通过代表向中央提出了民生公司实行公私合营的请求,6月他返京后,又向中央提出关于民生公司公私合营的具体方案。经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决策,中央政府同意接受父亲的请求,同年7月由交通部派出代表,与民生公司的代表协商签订了《民生实业公司公私合营过渡办法》。同年8月,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又和卢作孚签订了《民生公司公私合营协议书》,此举意味着民生公司在全国率先进入公私合营程序。父亲去世以后,1952年9月1日,民生公司正式实现了公私合营。1953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民生公司的合营情况,发表了短评《公私合营企业的一个范例》,把民生公司的公私合营作为一个典型,给予了高度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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