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记者还极力挖苦周恩来的外交战略，并以讽刺的笔调写道：“即使把整个中国政府搬到莫斯科，也不会比现在对中国的控制更直接。”记者还举例说，俄国政客大量出现在北京，俄国的技术人员遍布中国，俄国的生活消费品出现在中国各地……《时代》记者所讥讽的就是新中国建立伊始实行的“一边倒”外交政策。实际上，新中国的“一边倒”也不是绝对的。早在建国前夕，周恩来就告诫身边的工作人员，“即使对于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我们也不能有依赖之心”，不能“一切依赖外援”，“倒在外国人的怀里”。

《时代》记者对中国的全盘否定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经济：“中国的经济在赤色分子取得政权后就陷入了混乱，现在正承受着战争负担的压迫”，在农村，“农民刚从地主的压榨中解放出来又要面对政府更沉重的赋税”，在城市，“拒绝合营的商人被邀请到司令部，10多个小时没有食物、没有水、不能洗澡，直到领悟”。当时的中国农村和城市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农村主要实施了《中国土地法大纲》，通过调整生产关系以解放生产力。农民获得土地后，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在整体上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是成功的。

《时代》记者戴着有色眼镜下了结论：“朝鲜战争对于中国来说已被证实是一个昂贵的冒险”，并预言“如果红色中国的主人们选择在朝鲜坚持下去，他们毫无疑问是可以做到的。可代价是：中国人民会承受更多的痛苦。”这大有劝中国“悬崖勒马”之意。

这一期是1954年3月10日，人物也是周恩来。标题是：红色中国的周恩来。下面的小字是：一边参与战争，一边谈论和平。背景是一条张牙舞爪的龙被竹栅格开。有人猜想这是在谈论刚结束的朝鲜战争。

“红色中国的周恩来”

1954年5月10日的《时代》封面上，周恩来身后的栅栏里关着一条“张牙舞爪”和“目露凶光”的青龙，寓意不言而喻。如果注意到这期杂志出版时正值朝鲜战争后的日内瓦会议期间，就不难理解《时代》记者对中国的“仇恨”与“恐惧”，散布“中国威胁论”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