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蔼有礼的人，很多过去与他相识的西方人都认为他不过是玩玩共产主义。他就是那个名叫周恩来的职业政治组织者。有一次，他觉得有必要提醒他的一个美国仰慕者：你别忘记了，你知道的，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接着，《时代》记者列举了周恩来的“罪行”，说“周参与了中国发生的几乎所有事情，从镇压‘强盗’到大米的价格。”《时代》记者所描述的“恐怖活动”就是新中国为巩固新生政权而发动的镇压反革命的活动。然而，《时代》记者片面夸大并渲染了这场运动进行得过头的地方，有意无意地没有指出新中国采取这些强力措施的背景，这当然不是记者的专业素质问题，而是记者的狭隘立场在作怪。
《时代》记者还极力挖苦周恩来的外交战略，并以讽刺的笔调写道：“即使把整个中国政府搬到莫斯科，也不会比现在对中国的控制更直接。”记者还举例说，俄国政客大量出现在北京，俄国的技术人员遍布中国，俄国的生活消费品出现在中国各地……《时代》记者所讥讽的就是新中国建立伊始实行的“一边倒”外交政策。实际上，新中国的“一边倒”也不是绝对的。早在建国前夕，周恩来就告诫身边的工作人员，“即使对于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我们也不能有依赖之心”，不能“一切依赖外援”，“倒在外国人的怀里”。
《时代》记者对中国的全盘否定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经济：“中国的经济在赤色分子取得政权后就陷入了混乱，现在正承受着战争负担的压迫”，在农村，“农民刚从地主的压榨中解放出来又要面对政府更沉重的赋税”，在城市，“拒绝合营的商人被邀请到司令部，10多个小时没有食物、没有水、不能洗澡，直到领悟”。当时的中国农村和城市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农村主要实施了《中国土地法大纲》，通过调整生产关系以解放生产力。农民获得土地后，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在整体上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是成功的。
《时代》记者戴着有色眼镜下了结论：“朝鲜战争对于中国来说已被证实是一个昂贵的冒险”，并预言“如果红色中国的主人们选择在朝鲜坚持下去，他们毫无疑问是可以做到的。可代价是：中国人民会承受更多的痛苦。”这大有劝中国“悬崖勒马”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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