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济泽这样说，是因为延安“抢救运动”和批斗王实味的教训，使他牢记难忘——

1942年，他和王实味同在中央研究院。王实味主要因为写了杂文《野百合花》等，在整风中的态度又不够端正，受到批判斗争。

温济泽因为临时被调到院党委搞整风工作，曾找王实味谈过几次话。他希望王实味认识错误，诚恳地做个检查，不要与大伙对立。王实味后来哭着对温济泽说：“像你这样说服我，我愿意检查；但有些人说我是‘托派’、‘反党’，说我是‘敌人’，我实在受不了，太冤枉了！”

温济泽随即向院党委书记汇报说：“对王实味的问题，应该作为思想问题批评，不要把思想问题升级为政治问题和反党问题。”第二天，院党委书记对温济泽说：“你的意见，我向康生汇报了。他批评了我们，还批评你有温情主义。”

结果，康生给王实味定了三大罪名——“反革命托派分子”。“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反党五人集团成员”。1943年下令将他逮捕；1947年又在晋绥区批准将他枪决！

1943年1月，王实味还没被逮捕，温济泽与艾思奇一道被调到《解放日报》副刊部。康生的“抢救运动”初发时，鲁迅艺术学院等单位就搞起了车轮战，问不出，就硬逼。《解放日报》学委会负责人说：“人家能逼出来，我们为什么逼不出来?”也是学委会委员的艾思奇说：“我们应该实事求是，不能搞逼供信。”结果副刊部一个“特务”也没有搞出来。

这时“上面”说：整个陕甘宁边区只有一个白点——就是《解放日报》副刊部！还有人说“这是大特务包庇了小特务”。艾思奇被撤掉了学委会委员，温济泽也因为有个叔叔是国民党少将，被说成“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幸好这“抢救运动”很快被扭转了，温济泽才幸免落难……

事隔十几年，残酷的敌我斗争也已结束了好几年，现在又搞起了“反右”，而且强行规定比例数来大抓“敌对分子”，温济泽的耳际不禁又响起了王实味的哭泣声，他当然要脱口而出：“如果没有百分之五，我也不能硬打。”结果，对外广播部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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