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把落实政策当成增加粮食生产的基本要领，当成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前提条件。在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年代里，大搞“一平、二调、三共产”，农民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劳动所得，被一哄而变成了“公产”，农民用血汗换来的财产被别人平调了，哪里还有什么生产积极性呢。因此，王永成首先一步是落实政策，坚决、彻底地搞退赔，认真把大跃进、共产风中平调农民的财产退赔给农民。
第二是划少小队的户数。当时在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下，他们尽量把小队划小。上边要求每个小队最少20户的情况下，他们做到了全县平均每个小队20户。
第三是扩大家庭自种土地的面积。上边规定自留地按土地面积的5%至7%的比例进行安排，他们就按7%这个上限留足，而且多是些好地；在房前屋后、沟边、路沿、山脚等处可以由农民种些农作物，鼓励农民种好管好“十边地”，以补充口粮的不足。
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有一段被称为“三年困难”的时期，是指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三年大饥荒时期人们吃不饱饭，饿死了不少人，特别是农村更严重。
近年来，不同出版物陆续披露的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不尽相同，推算的口径也不尽一样：较早的推算说，“三年大饥荒，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为1700万”；之后有人推算，“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达到3471万”；有一本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实》的书中说，“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有媒体称，“中国人口减少四千万，这可能是上世纪全球范围的最大饥荒”；最近一本史学著作的计算表明，“1959—1961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为3250万”。
在那场大饥荒当中，全国平均每个县有一两万名农民兄弟被夺去了生命。但是，王永成担任县委书记的昌乐县却没有饿死人。
二
那是在整风、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后的1959年，有人发现农村出了问题。当时山东省昌潍地委做出决定，把青州、寿光、昌乐三县定为“落后县”，派出三个工作组分别去“改造落后”，时任地委宣传部长的王永成被派到昌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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