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有一群身份为“说客”的知识分子，仆仆风尘于各个邦国之间，向人君们兜售其治国安邦之道，以求得一份差使。只有庄周例外，楚庄王厚币相聘，许以为相，他为求得一份自由，宁为“孤豚”，不做“牺牛”。人君“似”也好，“不似”也好，与我何干？他浑不凛，所以没负担，他没负担，所以很轻松，躺在漆园里看天上的白云苍狗，顺便看孟夫子的笑话。

儒家讲入世，讲齐家治国平天下，孟子做不到庄周那样豁达，那样潇洒，那样放浪形骸。魏国肯定没戏，只好卷起铺盖，挽起裤腿，重新上路，去寻找新的赏识他满腹经纶的邦国。若是凭那三寸不烂之舌，能说到顽石点头的程度，那咸鱼就该翻身了。一朝得意，飞黄腾达，发号施令，望风披靡。只消看看六国封相的苏秦，那神仙也似的快活，着紫衣绯，高屋华轩，出乘入驷，美女如云，便知道说客的原动力在哪里了。

若没有这些物质上的实际诱惑，精神上的愿景期许，很难想像孔子，以及他学生的学生孟子，风餐露宿，忍饥挨饿，不辞劳苦，奔走于山东各国的驿路上。这种“货于帝王家”的求售心理，从来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努力奋斗的目标。十年寒窗，为什么？上京赶考，图什么？不就是高官厚禄，以及随之而来的快乐无比吗？倘没有这点奔头，曲阜的孔夫子，邹县的孟夫子，才不肯放下小米煎饼，大葱蘸酱，远走他乡呢！

那时的交通工具，为牛拉车，速度奇慢，那时的国道干线，为泥石路，坑洼不平，那时虽没有车匪路霸，但翦径的绿林豪杰，偶尔也会从草莽中跳出来，横刀相向，所以，旅行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可为了生计，也就不得不尔。鲁迅先生曾经写过一篇题目很长的文章，《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因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学匪”派考古学之一)》，考证出来孔夫子的胃病，与圣人们为了谋生，推销自己的学问，常年作艰苦跋涉的旅行有关。

我生于上海，食大米长大，曾经觉得此论有点牵强。1949年，到了北方，尝到了咬难断、嚼难烂的戗面馒头，硬如铁、厚如砖的挂炉锅盔，才体会这些干粮在胃里，那确实难以克化的过程，便钦服了鲁迅的论断。吃了一肚子这样的食物，在牛车上长途颠簸，老先生要是不得胃下垂病，或胃黏膜脱落症才怪呢！

病因的时代性，地域性，是在特定的环境条件、精神状态下，人类生活习惯所形成的必然结果。孔夫子那个时代，容易得消化系统的病，因为食物粗粝，制作简陋，连皮带壳，极难吸收，故而胃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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