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露

“这房在文化部的大院里，原来是美国人办的华文学校的女生宿舍。关露住的一间在一层，最多十平米，朝东朝北都有窗户，冬天的寒风直往里灌。西墙紧挨公共厕所，长期受潮，墙上的白灰都脱落了。暖气片不暖，另装一只煤炉。屋里放了三张单人床(保姆和陪护她的远亲各一张)，连个小桌子都摆不下。”丁言昭说到这里，声音有些低沉，“这第二次见面的原因是，我正记录整理一篇《左联琐忆及其他》的文章，需要关露定稿。”

丁言昭回到上海之后，用关露的名义发表了这篇文章。在寄给关露后，她收到了关露的亲笔来信，“至今我还保留着，信的大概意思是，文章已经见报了就没有办法了。但是有机会还是要更正过来，应该用‘丁言昭’的名字。”

没有养女

丁言昭能够见到关露，完全是因她的父亲丁景唐。

“父亲在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作为一个文学青年，曾经和关露有过一段接触。”丁言昭说，“在日军全部占领上海后，部分党员同志撤退到解放区，留下的党员坚持地下工作，那时我父亲化名为丁英，负责联系几位从事学生刊物工作的同志。根据党的关于敌占区工作方针，自己不能办刊物，就向敌伪的刊物投稿，打入敌人宣传阵地，写一些有意义的文章。他们决定向1942年5月上海出现的综合性杂志《女声》投稿。”

而关露正是《女声》的编辑。

“她慧眼识金，采用了我父亲和其他同志大量的稿件。我父亲统计过，他前后在1942年12月到1945年7月《女声》上发表了诗、散文、杂文和民间文学等作品56篇。”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来往，让关露和丁景唐有了更深一步的交往。

丁景唐一直对自己的女儿说，关露是个传奇。在见了关露后，丁言昭也下定决心要为关露写传记。“上世纪80年代我就已经写过一本《谍海才女》。当时我还自己删去了两个章节，一是谈《女声》杂志的主编佐藤俊子；一个是谈关露如何打入上海日汪特务总部76号，做李士群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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