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6月,中共第三任领袖向忠发被捕。虽然被捕后立即叛变,但蒋介石还是下令立即“就地枪决”。蒋介石对瞿秋白的处置不同于向忠发,国民党对瞿秋白,有一个堪称漫长的劝降过程。只要瞿秋白肯明确地表示“悔意”,只要瞿秋白肯公开声明脱离中共,即可免死。国民党对瞿秋白的劝降,可谓用尽心机,几番派“干员”从南京到长汀。从5月上旬身份暴露,到6月2日蒋介石下达枪决令,这二十多天,劝降工作由“军统”进行。“军统”劝降无效,蒋介石才下令杀瞿。枪决令下达后,“中统”头领陈立夫心有不甘,于是便星夜面见蒋介石,请求枪决令暂缓执行,再由“中统”派员往长汀,开始新一轮的劝降。但无论是“军统”的威迫利诱,还是“中统”的巧舌如簧,都不能令瞿秋白越过“底线”——这样,瞿秋白便不得不死了。
摘自《钟山》2008年第3期,作者系南京大学教授。
所谓“不得不走”,是指1934年的年初,瞿秋白不得不离开上海,前往江西瑞金“苏区”;所谓“不得不留”,是指1934年10月,瞿秋白不得不留在“苏区”,而不能随红军“长征”。瞿秋白因了这1934年的不得不走与不得不留,才有了1935年的被捕与被杀。
不得不走
博古中央为何一定要让瞿秋白从上海到“苏区”﹖对这个问题的解答,牵涉到王明、博古们为何能扳倒瞿秋白,夺取中共最高权力。王明1904年生,小瞿秋白五岁;博古1907年生,小瞿秋白八岁。尽管年龄相差并不大,但在中共的代际上,瞿秋白与他们却实在是两代人。当瞿秋白在莫斯科与他们相遇时,在“革命资历”上,他们只能算是乳臭未干的黄口小儿,若无强有力的支持,凭他们个人的能力,是不可能扳倒瞿秋白的。直接教唆和支持他们的,是米夫,而米夫的背后,则是共产国际,说得更直白些,是斯大林。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开完后,瞿秋白留下来当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这样,米夫就成了他的顶头上司,两人就有了一种日常性的接触。在中共人士面前,米夫咄咄逼人,不可一世。而瞿秋白也不会真心佩服这个中国问题上的“洋专家”,这当然会令米夫时有不快。有一件事庶几可证明瞿秋白的书生气:在忍无可忍时,瞿秋白曾向共产国际提出撤换米夫的请求。
撤换米夫的请求,当然只能徒然增加米夫对瞿秋白的仇视。米夫除了直接打击瞿秋白外,更要“以华制华”,而他选中的就是自己在中山大学的学生王明、博古等人。
在政治上让瞿秋白出局,这比较容易,开一个会,就能解决问题。但要在思想和理论上彻底清除瞿秋白长期以来产生的影响,就不是开几次会能做到的。这需要较为长期的批判和迫害,尤其需要在政治上予以闲置和抛弃。
本来,米夫、王明们把瞿秋白从政治上踢出局后,就希望他从此销声匿迹,但瞿秋白仍然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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