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是中国历史上辉煌的一页。其伟大的历史意义和运动的经过已为人们所熟知，毋庸赘述，而梁启超在这场运动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却鲜为人知。

在五四运动发生前的1917年11月30日，梁启超辞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的职务，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工作。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即将召开。梁启超以在野之身，为中国参加和会作了多方面的策划。他向当时的总统徐世昌建议，成立了以政界元老、前外交总长代理国务总理汪大燮为委员长，进步党主要领袖、前司法总长林长民为事务长的总统府外交委员会，负责和会特定期间的外交事务。他又筹措了10万元经费（政府拨款6万元，私人捐赠4万元），挑选了一批著名学者专家（外交刘崇杰、工业丁文江、政治张君劢、军事蒋百里、经济徐新六）作为随员，于年底动身前往欧洲。此行的目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想拿私人资格将我们的冤苦向世界舆论申诉申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行前，他还建议国内报界紧密配合和会上的外交努力，“惟一条件既经提出，全国舆论务须一致，以贯彻其主张”。在赴巴黎前，日本驻华代理公使芳泽特意宴请他，试图探听他对处理山东问题的态度。梁启超郑重指出:“我们自对德宣战后，中德条约的废止，日本在山东继承权利的说法，当然没有了根据……中日亲善的口头禅已讲了好多年，我很盼望日本当局了解中国国民的心理，不然，恐怕往后连这点口头禅也拉倒了！”这就是给芳泽一个明确的宣示:德国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强行“租借”的胶州湾必须无条件地交还中国，决不可以交给日本“继承”。梁启超的严正态度，使芳泽极为尴尬，无言而退。

1919年2月11日，梁启超一行抵达伦敦，开始了他在欧洲的国民外交活动。同日，在北京大学召开了国际联盟同志会，北京大学有教职员和学生千余人参加，公推梁启超为理事长（汪大燮代理），蔡元培、王宠惠、李盛铎、严修、熊希龄、张謇等为理事。2月16日，由北京各界各团体联合组成的国民外交协会在熊希龄宅开成立大会，推举熊希龄、汪大燮、梁启超等10人为理事。21日，该会通电发表七点外交主张:“一、促进国际联盟之实行；二、撤废势力范围并订定实行方法；三、废弃一切不平等条约及以威迫利诱或秘密缔结之条约、合同及其他国际文件；四、定期撤去领事裁判权；五、力争关税自由；六、取消庚子赔款余额；七、收回租界地域，改为公共通商。”

2月18日，梁启超等人至巴黎。他作为中国参加和会代表的会外顾问，先后会见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及英法等国的代表，请他们支持中国收回德国在山东权益的立场。他发现不仅威尔逊等对中日交涉的内情不甚了解，连自己也被北京政府蒙在鼓里，对1918年9月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的秘密借款合同和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一无所知。3月中旬，梁启超致电汪大燮、林长民，报告他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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