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的心学亦称为良知之学，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心即理，或心外无理。朱熹以理为本，认为“天理”是一种在人心之外存在的客观原理，并以理的普遍性来规定人的个体性，其实践的结果是天理与人心的分离，即被天理主宰下的人的自主性的丧失。王守仁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提出了以心为本的主张。他所说的“心”不是指生理上的血肉之物，而是指主体的个体意识，即“心”既是人的身体主宰，又是天地万物的主宰，“理”不是外在的东西，而源于人的本心。他说:“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无忠君之心，即无忠之理矣。理岂外于吾心耶？”(卷2《答顾东桥书》)并鲜明地提出:“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卷1《传习录上》)心与理的统一是王守仁心学思想所具有的鲜明的思维路径。

第二，知行合一。针对前人知先行后、知轻行重的观点，王守仁从心与理的统一出发，将知与行统一起来。他把知和行看成是一个不能分离的整体，是动态的转化过程。他明确指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卷1《传习录上》)这样，人的道德必须表现为行为，即道德认识与道德践履必须统一。他认为周代之后，“功利之说日浸以盛，不复知有明德亲民之实。士皆巧文博词以饰诈，相规以伪，相轧以利，外冠裳而内禽兽，而犹或自以为从事于圣贤之学。如是而欲挽而复之三代，呜呼其难哉！”(卷8《书林司训卷》)他对这种虚伪欺诈深恶痛绝，故全力倡导知行合一，他反对空论，提倡躬行；反对邪说，提倡正心；反对私欲，提倡良知。

第三，致良知。在亲身感受统治阶级内部尔虞我诈、党同伐异的同时，王守仁深切认识到用传统伦理约束人心的重要性。他认为君臣有义，父子有序，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等，都是与生俱来的。不论圣人、庶民，还是强盗，人人都有良知。在他看来，良知就是天理。他说:“天理即是良知，千思万虑，只是要致良知。”(卷3《传习录下》)他认为致良知的关键在于扫除私欲，一个人穷理、知天的过程，就是致良知的过程:“吾辈用功，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何等轻快脱洒！何等简易！”(卷1《传习录上》)致良知是王守仁知行合一学说的进一步深化，是其心学思想的高度概括。

16世纪的中国仍然是封闭的小农社会，面对各类错综复杂的矛盾，王守仁试图从道德精神层面化解危机。尽管这种思想不可能真正解决各类社会问题，但因其学说简便易行，突出个体道德的自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否定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