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进贡之风的盛行，乾隆年间的官场上出现了“帮贡”一词，即有权进贡之大臣令下属帮助其“购买物件”，以“孝敬皇上”。这一新词“光明正大”，实际上却成了贪污腐败的新方式。因为送给皇帝的礼物从采购置办到送进大内，往往过程不公开，账目不清楚。事实上，送到皇帝手里的一万两，可能意味着督抚们从州县官员那里剥削了十万两，而州县官员们则完全有可能从民间剥削了百万两。

事实上，乾隆晚年的数起贪腐大案，都牵出过背后的进贡问题。乾隆皇帝的宠臣李侍尧是当时“优于办贡”的代表之一。他之所以如此热衷“办贡”，讨皇帝喜欢固然是一个原因，而另一半原因是进贡过程中可以大肆向下属摊派，而且，进贡后退回的宝物他也可以纳入私囊。原来，为了表示风度，臣下所进贡品，皇帝一般不会全收，只择收部分，其他退回。乾隆四十五年李侍尧缘事治罪籍家，结果抄出“黄金佛三座”，“此是侍尧进贡物件而还给者也”。

乾隆年间侵贪大案而与进贡有关者，除李侍尧、国泰、伍拉纳外，还有浦霖、阿思哈等无数大案，而这些只不过是冰山一角。整个官僚体系通过进贡这个借口直接汲取的财富，不知凡几。

“一千见面，二千便饭” “办事处”成交易点

进贡过程中的贪腐行为，不过是进贡的诸多后果中最轻的一种。更为严重的是，皇帝对物欲不加节制的追求，给天下传达了许多不良的信息。

第一个后果是官场奢侈之风的刮起。乾隆晚年，社会风气日趋奢糜。据说当时在江南一带的仕宦社会中，人们有“三好”，即“穷烹饪，狎优伶，谈骨(古)董”。这也可以说是整个乾隆时代官宦、士人阶层平日爱好的一个缩影。

另一个影响是官场上送礼之风的兴起。乾隆晚年，官场上无钱不办事。王望就官甘肃时，全省流传着一句顺口溜:一千见面，二千便饭，三千射箭。意思是说，送一千两银子给王望不过能见上一面；送二千两银子，王大人赏脸的话，有望留吃一顿便饭；送三千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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