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位,并修好了坟墓。
这条回家的路,一走就是几十年。沿路乞讨来到济南后,山崎宏停了下来,因为“这里的人们,给我饭吃,给我水喝”。从此,他再也没有挪过窝儿,一个从唐山带着女儿逃难到济南的女人,经人说合,做了他的老婆。山崎宏给女儿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山雍蕴”。
“就那么回事。”坐在只有两张办公桌的诊所里,山崎宏微微一笑说道。提起过去的事,他都轻描淡写,有些记忆也渐渐模糊。不时有人带着生病的孩子来找“山大夫”。他便停止讲述,给孩子号脉,然后戴上听诊器,神情专注地检查病情。
除了周日,他每天早上7∶30到诊所,然后10∶30离开。“每天都很准时,风雨无阻。”诊所的主人刘谟桐说。桌子上浅黄色油漆已经有些剥落,这是个再普通不过的诊所。
60多年前,山崎宏在济南也有一间自己的私人诊所。那时,战争刚结束不久,他所在的地方还只是郊区。过了几年,他的汉语已经很纯熟,经常能在广播里听到一个叫毛主席的人,告诉人们要“为人民服务”。
后来,山崎宏的诊所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变成了联合诊所。再后来,他成为当地卫生院的医生,吃上了公家饭。虽然一直保留着日本国籍,山崎宏几十年来服务的,却一直是中国人。
他的身份,和他参加过侵华战争的往事,很少有人知道,但“尽一分力量,向中国人谢罪”的念头,却在他心里藏了一辈子。
这个心怀愧疚的人很少说出自己的想法。认识他的人回忆起来,大都像刘谟桐一样,评价是“太客气了”。大多数时间,他见到人,都会欠身微微一笑,却很少跟人交流。他从不串门,不开心的时候,也几乎不向家人或朋友倾诉,只是把自己关在屋里翻看一些日文资料,偶尔会哼几句日文歌曲。
但悄悄地,他却做了不少事。自己开诊所时,山崎宏给很多穷人看病,都不收费用,尽管他日子过得很紧张。进医院工作很多年后,他的工资都没变化过,一直是83.6元。后来,女儿山雍蕴听别的医生告诉她:“每次涨工资,你爸爸都跟院长说,把机会让给别人。”
虽说满腹疑惑,回到家里,山雍蕴却“什么都不敢问,什么都不敢说”。她到现在都记得,父亲一直很严厉,很少笑,做事也很严格,并且常常告诉她“照着做”。而母亲过世早,关于父亲的经历,他自己从来不提,她也几乎一无所知。
要不是媒体后来的报道,她甚至从不知道父亲具体的身世。
1976年,战争已经过去30年,两个国家和民族也开始尝试重新建立友好关系。这一年,离开故乡近40年的山崎宏,第一次回到了日本,并且亲眼看着亲人把自己的灵位撤掉。亲人替他在日本的医院找了份工作,每月30万日元,但他拒绝了。
“我在中国生活的时间比日本长,我要回中国。”年近70的山崎宏又回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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