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正隆:其实，1987年我采访《雪白血红》时，就已经有一些老同志谈到当年四野南下的情况，鼓励我写出来。当时我就感到奇怪，四野南下的历史，过去谁都没写，常常一句话带过，似乎辽沈战役后，国民党就一下子完蛋了。可实际上没这么简单，所以我就动了写这部书(《枪杆子:1949》)的念头。结果采访、写作、送审，一连串的事就用去了近20年的时间。

记者:现在肯用近20年的时间写一部书的人已经不多了。是因为采访困难，还是遇到了其他阻力？

张正隆:最难的是采访。我采访的老人，70岁的都已经很少了，大部分是80岁以上的，有的人上礼拜我还打过电话，回头再想问点什么，再打电话时人就已经不在了。到现在，我采访过的老人中有一半以上已经不在了，有的即使活着，脑子也糊涂了。从这点来说，我的采访是带着抢救性质的。有些人你不抓紧采访就没机会了，而这些亲历过历史事件的人一旦去世，就会带走部分历史细节。历史没了细节，就成了干巴巴的概念，就没法给人以血肉丰满的感觉。所以，我在采访这些人时很用心。我采访了一百多个人，对每个人，我的采访都不是一次完成的。一般的情况是，我先听他自己聊，班长、副班长、战友……一个个聊，聊完后，他没什么可说的了，我再提问。他们对我的提问也回答完了，我也没啥可问的了，再跟他们随便聊天，聊聊天气，聊聊身体，聊聊家庭……就在这种不经意的聊天中，往往会聊出非常有用的东西来。

记者:您这还真是一套非常好的“采访经”！可是，这样的采访费时费力，是什么力量使您坚持下来的呢？

张正隆:挖掘历史真相，丰富历史细节。于右任曾说:“不信青春唤不回，不容青史尽成灰。”我对“四野”的历史感兴趣，就想把一些真相弄明白。以前的历史书上，说到“四野”南下，就“摧枯拉朽”之类的几句话。可是我在采访中发现，真实的历史是很残酷的。“四野”大军从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东北一直打到零上四十多摄氏度的海南岛，官兵深受水土不服之苦。中暑、打摆子、生疥疮、烂裆、夜盲……这些情况非常多，有的部队的非战斗减员竟有一半之多。这种残酷有时比战争本身还可怕，有的战士不怕战死，但受不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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