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要采访到当事人,积累人脉是叶永烈成功的原因之一。当年上京查找马思聪的档案时,叶永烈就住在公安部的招待所里。那里住的都是穿制服的“大盖帽”,唯有他一身便装,当被要求出示身份时,同行的人一句“他是来自上海局的便衣”,给叶永烈开了一条“绿色通道”。在那段时间,叶永烈在公安部查阅了足有4麻袋的“002专案”资料——马思聪1967年坐的是广州新港渔轮修配厂的002号电动船前往美国,康生批示要重点调查此事。而他根据这些历史档案写成的报告文学《思乡曲》寄到美国去,马思聪看后大为吃惊,还以为叶永烈是当年负责调查自己的专案组成员。

陈伯达刚出狱就去采访

“我把陈伯达的书都看了一遍。他去世前还写了一幅字送给我。”

那次在公安方面积累的人脉,为叶永烈获取第一手信息和资料提供了便利,比如他对陈伯达的独家采访。1988年,叶永烈通过消息人士得到了陈伯达因病保外就医的信息,即开始准备采访。出于程序上的考虑,公安部建议叶永烈等陈伯达刑满释放后采访和发表文章更合适,就在公安部1988年10月17日为陈伯达举行刑满仪式刚满10天的时候,叶永烈就来到了陈伯达的家里。

叶永烈回忆,陈伯达起初并不同意接受采访:“公安部要提审我,我作为犯人,只得回答他们的提问。叶永烈要采访我,我可以不理他!”对这种历史上的“大人物”的采访,第一手信息固然重要,做足功夫也是很必要的,特别是案头功夫。“我把陈伯达的书都看了一遍,我们一见面,他就考我‘对那5顶帽子怎么看’——就是指他头上的国民党反共老手、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5顶帽子,我就如实说‘都不相信’,认为他不应该算是叛徒,至于‘托派’,我跟‘托派’有过接触,他们并不属于反革命的范畴。”第一次采访他时,他还是很不乐意拍照；到后来他就很配合了,他一直戴着帽子,因为拍照他第一次把帽子摘下来,还拍了一张他看报的照片。叶永烈说,“他去世前还写了一幅字送给我。”

与华国锋秘书联系多次

“去年华国锋去世,没有留下一篇回忆录,很可惜。”

强大的人脉在采访彭加木事件时也派上了用场。叶永烈回忆,“1980年6月17日,上海科学家彭加木在新疆戈壁沙漠深处的库木都克失踪,我当时离开上海,踏上飞往新疆乌鲁木齐的飞机,准备换乘直升飞机飞抵茫茫黄沙之中的库木都克,加入搜索彭加木的行列,但被拦了下来,因为当时那里是我国的核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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