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余年来，隋炀帝被公认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之一，其罪行罄竹难书，所以把隋炀帝盖上暴君的恶名，再加上旧史家，文学家对隋炀帝的丑化，后人很难撕开这层面纱去认识隋炀帝的真实面目。近几十年来，为隋炀帝翻案的论调越唱越高，中外学者都注意到旧史对隋炀帝的描写有很大的失真失实，是有失偏颇的。为此许多学者试图摆脱借鉴史学的束缚，以一种新的眼光来为隋炀帝翻案，对其重新评价。
我个人认为，对隋炀帝的评价，不能像传统观点那样对隋炀帝贬的太低，也不应该像近代学者对隋炀帝的评价有矫枉过正的嫌疑，拔高隋炀帝的形象。评价隋炀帝这个历史人物，必须遵循全面客观的原则，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结合历史史料，对隋炀帝有一个比较全面客观的了解和认识。
一如何正确评价历史人物
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涌现出千千万万的历史人物。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曾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与风流人物，他们为中华民族创造了无尽的财富，在人类历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当然也出现过少数民族的败类，他们不仅没有促进中华民族的发展，反而阻碍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就应该把他们放在时代的天平上，给予公正的评价。如何正确评价历史人物，这是个古老的课题。可以说，从史学产生时起，就存在评价历史人物这个课题。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阶级的史学家，对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亦不同。我国古代优秀的史学家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有着丰富的积淀，并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参考。而历史人物的评价与研究又是一个艰巨错综，极富争论性的课题。特别是一些历史人物，因其特殊地位被一代又一代的人反复进行研究，除了新的史料被发掘外，更重要的，还由于不同时代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对同一历史人物产生不同的认识。评价隋炀帝就是典型的例子。无论古人，还是当代学者都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过反复的讨论与研究。我国古籍中最早涉及历史人物评价的论著是《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①这是一种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方法。记录孔子言行的《论语》也涉及到这方面内容。司马迁的《史记》借评价历史人物来警示后人。唐人刘知几在《史通?人物》中对评价人物的方法与态度，也有其独到的见解。清代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提出“因”与“势”的关系来考察历史人物，这是对人物评价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人类历史是由具体人的活动而构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就是对无数人物传记的综合。评价历史人物在史学界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要对一个个具体历史人物做出正确的评价，首先得从理论上解决如何正确历史人物这个问题。
第一，必须正确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评价历史人物。历史唯物主义要求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必须做到以下几点：1.要把历史人物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加以评价。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一文中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②因此我们评价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不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都要首先弄清当时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历史人物的出现及行为都是时代的产物。2.历史唯物主义还要求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政治实践及其思想时，不应该停留在个人动机上面，而要深入探索其代表的阶级利益以及特定的民族关系的环境。恩格斯曾经指出，要深入研究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机，那么应该注意的是，与其说是个别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民族，以及在每个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这就告诉我们应该透过人物的作用和动机，去探索当时整个民族的动向及其阶级斗争的形势。3.历史唯物主义还要求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必须正确处理个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我们在评价古代人物时，由于史料的限制，研究的多是上层人物。但在研究帝王将相时，虽不能要求他们客观上代表人民的利益，但评价他们是非功过却应注意：他们的历史作用同当时人民群众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有何关系；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意愿。那种离开人民群众的作用，孤立地评价，过分地夸大统治阶级代表人物的观点，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4.历史唯物主义还要求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应该进行综合研究，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历史现象是错综复杂的，历史人物是多种多样的。就某一个人来说，往往也非常复杂：这一时期表现好，另一时期表现又可能很坏，在这个问题上是正确的，在另一问题上又可能是错误的；封建史学家的记载又有许多肆意褒贬、以假乱真，这就要求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牢牢掌握阶级分析的方法，揭开历史人物头上的面纱，还他历史的本来面目。
第二，掌握丰富而准确的史料,实事求是，具体分析。要正确评价历史人物，必须掌握丰富而准确的史料。首先，我们评价的对象，必须史书上有传，或者虽无传但散见于各书记载。如果没有史料做依据，便无法进行研究与评价。其次，对史料要进行必要的鉴别，辩其真伪，这就要进行必要的考证。考据学不是史学的目的，但它是史学的重要手段。依据虚假的史料，是不可能正确探索历史规律和评价历史人物的。例如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是一部公认的史学著作，但它在记述李渊太原起兵、建唐的问题上，也有失实的地方。
要正确评价历史人物，还必须有实事求是的态度。由于水平不高，对史料的真伪缺乏辨别因而弄错，固然不好，但更错误的是故意弄虚作假，出于某种政治需要随心所欲地褒贬人物。须知，实用主义是科学的敌人。我们不能把历史当成可以由人随意打扮的姑娘，随意雕刻的大理石。历史学家不是化妆师，也不是雕刻师。史学工作者的任务，正如恩格斯所说，“就在于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④。我们应该坚持事实求是，就必须有科学的态度，不能回避史实歪曲历史，断章取义地剪裁史料。失去了真实，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另外，评价历史人物，我们不能简单化和绝对化，应利用两分法研究、评价历史人物，我们不能苛求前人，应把他们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加以考察。评价历史人物还应该有一个总的看法。
第三，要全面考察历史人物，主要看他的历史作用。评价历史人物，要全面考察他的一生，包括他一生的政治、军事等活动及其思想发展变化的各个阶段，考察他的全部言行及思想的各个方面。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重点应看他对社会经济，祖国富强和统一方面是否做出贡献。
本文试图运用上述评价方法，对隋炀帝这一历史人物加以评价，透析这一多面性的封建帝王，对隋炀帝进行评价。
二隋炀帝的生平
隋炀帝杨广（公元569-618年）,又名杨英，小字阿摩。是中国古代家喻户晓的亡国之君，为杨坚和非汉族妻子所生的次子。是中国古代隋王朝的第二个皇帝，同时也是最有争议的政治历史人物。隋炀帝是个很有才华、头脑精明，大体上是位积极、有进取心的人。对于国政，他也有恢宏的抱负，并且戮力付诸实现。主政后，他巡视边塞拓、开通西域、推动大建设。然而最终因人民负荷不了他一而再，再而三的穷兵黩武，遂以残暴留名于世。有人拿商纣王、秦始皇等与他相比，并称暴君。他对人民奴役征敛十分苛重，使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在人民大起义的打击下，部下宇文化及等发动兵变，将他缢死于江都（今江苏扬州）。“炀”在《资治通鉴》中说：“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逆天虐民曰炀”④。谥之曰“炀”是唐人对他的贬损，清人王夫之提起隋炀帝，干脆说他是倒行逆施的皇帝，野史小说甚至把隋炀帝写成色中饿鬼。这样的描写在一定程度上有很大的失真失实。
隋炀帝杨广在公元581年封为晋王，在南下灭陈和抵御北方突厥的过程中，他立有大功，并笼络了一批人材，一心要取代兄长杨勇的太子地位。二十岁时率领50万大军伐南陈，统一中国。灭掉陈后，进驻建康，即现在的南京，杨广表现得很有气度：杀掉了陈后主陈叔宝的奸佞之臣，封存府库，不贪钱财，最后将陈叔宝及皇后等人押回京城。此后，杨广也是屡建战功：在公元590年，奉命到江南任扬州总管，平定江南高智慧的叛乱；公元600年，北上击败突厥进犯。公元600年废杨勇为庶人，改立杨广为太子。⑤
隋炀帝即位之初就以拼命的精神大兴工役，统一华夏，营建东都，开凿大运河，发展文化，励行改革。《隋书?宇文述传》说隋炀帝杨广“才能盖世，数率将领,深有大功”⑤。隋炀帝营建东都，开运河，都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他在短时间内试图建立丰功伟绩，可是他不顾民众，以牺牲民众来造就其大业。一件紧接一件的工程，使万民苦不堪言，三次发兵百万征讨高丽，使民众怨声载道，民不聊生，最终被不堪重负的人民大众推翻，使他湮没在历史车轮的脚下！
三隋炀帝的功绩
隋炀帝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也做出过重要贡献。他创立科举制，重视学校教育；进一步改革中央与地方官制，重订律令；继续推行均田制，改革赋役；开拓西域，促进民族融合;繁荣文化艺术，为南北文化的统一莫定了塞础；修凿南北大运河。尤其是在大业六年（610年）前，隋炀帝可称为一位有为之君。以下分五个方面，就隋炀帝的历史功绩略加评述。
一、营建东都，开通大运河。隋炀帝因为在重建新都时大肆挥霍而收到谴责，但东都的兴建从战略上和经济上来说，都是可取的。因为洛阳地势险要，位置适中，交通便利，可转运物资。开通大运河和营建东都是同时进行的，其目的基本上也是一致的。从政治上看，开通大运河是为了巩固隋封建政权的需要，通过运河直达江淮，从而加强了东都洛阳与江南地区的联系，以进一步控制江南。从经济上看，江南地区已成为富庶之地，关中和河洛地区物资不足以岁隋中央的需要，最好的办法就是开通运河。从军事上看，由于发动了对高丽的战争，利用运河转运便捷。隋炀帝修凿南北大运河，虽在一定程度上给当时人民群众带来了灾难，但其又是一项造福于后代的伟大工程。从这一点来看，是符合人民的长远利益的。首先，隋炀帝修凿运河是继其父隋文帝而所为。隋文帝于开皇四年(585年)下令开通渠，沟通了长安与黄河。隋炀帝目睹了运河的好处，为了沟通南北遭运，巡游各地，显扬大隋天威，有效地控制东方与南方，加强军事防线，同时，为征讨高丽运输的方便，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决心修凿南北大运河。其次，南北大运河开通后，成了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一千多年以来，大运河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唐人杜佑在《通典》中说:大运河开通后，“自是天下利于转输……其交、广、荆、益、扬、越等州，运潜商旅，来往不绝”。⑦大运河开通后，贯穿河南、河北、江苏、浙江等省，连接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大运河开通大运河的开通，加强了南北联系，对加强我国的统一，促进经济文化交流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大运河的开通促进了长江流域社会经济的较快增长，并促成了扬州、苏州、杭州等沿岸大中型港埠的振兴与繁荣。总体来说，隋代大运河是千百万劳动人民用血汗换来的伟大成果，是劳动群众智慧和才能的结晶。隋炀帝在条件成熟的时刻，不失时机地发起和组织兴建了这一雄伟的工程，同时也建立了不可抹杀的历史功绩。
二、改革机构，重订律令。隋炀帝即位后，于大业三年(607年)又新设置谒者台和司隶台，掌巡察内外百官和军民活动，与御史台合称三台，以加强对内外官员的控制和纠察。隋炀帝时，把三师、特进官，以及上柱国以下十一等勋官等勋爵同时，虚职尽行废除，精简了结构，裁减了冗员，又仰制和削弱了周、齐势力，实在是大胆的改革措施。在地方上，隋文帝罢去郡一级，改为州、县两级制，并且合并一些州县，裁汰一批冗官，既节省政府开支，又提高了行政效率。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又改州为郡，以郡统县，降低了地方官的品级。隋炀帝即位，修订《开皇律》，于大业三年(607年)完成，共500条，称《大业律》。《大业律》除了废除了《开皇律》中的“十恶”不赦之酷刑外，其它刑法也均减轻。规定可以铜赎罪，且“罚不及嗣”，⑧废除连坐法。这些律令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刑罚。这是隋炀帝鉴于当时的社会形势，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巩固其统治的一项较开明的措施。隋炀帝制定的《大业律》，也是一部较规范的封建法典，对后世有一定影响。
三、继续推行均田制度，改革赋役。隋朝建立后，继续推行北魏以来的均田制，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仍继承其父文帝的政策。但在赋役制度方面有减轻的趋势。《隋书?地理志》载，大业五年(609年)“隋氏之盛，极于此也”⑨这一年全国人口达4600万余口，耕地面积达5585万余顷。仅从这一点来说隋炀帝起码截止大业五年还可算一位比较开明的皇帝。就在大业五年隋朝社会达到鼎盛时期，隋炀帝鉴于当时“承文帝和平后，禁网疏阔，户口多漏，或年及成丁，犹诈为小，未至于老，已免租赋”⑩进一步清查户口，保证政府租税收入，命民部侍郎裴蕴主持进行了一次以江南为主要地区的全国大规模的括户运动。通过括户，共进丁24万多人，新增户口64万多。大业五年（609年），出现了隋朝盛世，这与隋炀帝的统治政策是分不开的。
四、开拓西域，改善民族关系。隋炀帝在其短短的十几年统治期间，曾致力于对西域的开拓和经营，开创了中国古代史上中原与西域各族人民友好往来的又一次高潮。隋炀帝即位时，西突厥与吐谷浑分别控制西域各地，中西交通阻绝。隋炀帝为打开西域通道，发展中西交往，镇抚并用，一方面，依仗隋朝兵强马壮的国力征服对隋通西域最大的障碍西突厥与吐谷浑。经过几次战役，打败了西突厥。隋炀帝又率军亲征并大败吐谷浑，收回了汉晋西域旧沮，在那粱建立了都善、且末、西海、河源四郡，并开屯田，努力经营西域。另一方面，隋炀帝采用向西域人夸富强、物质诱导与和亲等安抚办法通好西域。他专任裴矩负责招抚西域各项事务。通过裴矩的努力，西域各国相继与隋朝通好往来。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西巡至高昌、伊吾等地，西域有27国国王在道路两旁热烈欢迎。在隋炀帝的感召下，西域各国纷纷来朝贡，他们愿为臣妾。“如高昌王下令国内人改左袄、解发辫，完全采用中原汉族风俗。”11在大业年间，西域有30多国派使者、商人来长安、洛阳等地学习、经商与交流。隋炀帝为了接待四方客人，专门在京都长安的建春门外修建了四方馆。各馆设置专门管理人员。同时，又在张掖设与西域的互市点，以加强经济交流。首任西域使者的裴矩将其在西域各国所见撰写成了一部书《西域图记》，书中详细记载了西域各国的山川地理、风土人情、服饰物产，文化艺术等。隋炀帝看了此书大悦，进一步加强了对西域的开拓联系。在与西域频繁的交往中，隋朝的音乐艺术一也得到了充实，隋炀帝的九部乐中有六部乐是由西域传来的，隋炀帝通西域，使久已废绝的丝绸之路又恢复了繁华景象，加强了中原与西域各族人民经济文化的交往，大大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又发展了中西交通，为唐代中西民族关系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隋炀帝杨广是中国古代史上继两汉以后又一位在通好西域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客观上有利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
五、创立科举制度，重视教育。隋炀帝即位初，社会繁荣，“户口益多，府库盈溢”12。随着频繁地国际交往，隋朝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由于国家的富强，隋炀帝在用人发面制定了新令”。隋文帝已经开始用分科考试的方法来选拔官员。他令各州推举人才，参加考试，合格的可以做官。隋炀帝时正式设置进士科，考核参选者对时事的看法，按考试成绩选拔人才，实行以“十科”、“四科”取人的通过考核选拔官吏的办法。大业三年(607年)，下诏建进士科，在中国古代史上正式创立了科举制度。隋炀帝大力推行以儒家思想教育为主的学校教育，恢复与扩建被隋文帝砍掉的各级各类学校，改国子学为国子监，加强了对学校建设的领导。一时学校剧增，据《隋书?儒林传序》载:“隋炀帝即位，复开序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13隋炀帝时，除中央国子监所属各校外，还兴办了十几类专门学校，如:大理寺的律学馆。
科举制度的创立，是中国古史上选举制度的重大变革，它改变了以往门阀氏族把持选举的弊端，重才学而轻门第，从而扩大了招揽人才的门路，使一批中小地主士人得以参加统治政权，削弱了门阀士族在政治上的垄断权。科举制度有利于选拔封建统治人才，提高政治效率，适应了大一统帝国的政治需要。隋炀帝时期的学校教育不仅为唐代学校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也培养出不少杰出人才，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成为唐朝建国后的杰出人物。隋炀帝的学校教育对亚洲，尤其是对日本产生了深刻影响。大业年间，日木派小野妹子来长安，将隋朝的数学、天文历法学等带回日本，仿照隋学在日木开设了算学博士、天文与历法博士等专门学校。唐代中日教育文化交流正是在这一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
四隋炀帝的过失
隋炀帝的暴政主要表现为役赋繁重和刑法苛暴两方面，虽然他颁布的常规役赋，明文法典较其父隋文帝更为轻缓，但他“无视常规法制，肆行非常之制”。14对百姓劳役不息，征调不止。同时，隋炀帝穷兵黩武，频繁发动对外战争。下面从四个方面分别阐述隋炀帝的过失。
第一，急于超越历史，违背了历史发展规律。凡不顾历史条件，不顾当代人民的承受能力，将子孙后代的事业统统包揽，这就是跨越时代潮流的行为。我们不能否认重要的历史人物对历史进程产生的重大影响，但这一影响是以适应历史规律与潮流为前提的。如果不具备这一前提，时势同样会灭英雄。隋炀帝为成就大业，把年号也定为大业。国力的强盛为隋炀帝成就大业提供了物质条件，隋炀创前人未有之业绩，不惜民力大兴土木，兴办各项工程。从仁寿四年(604年)至大业八年(612年)，这八年时间所兴办的二十二项巨大工程耗费人力约三千零十二万余人，其中绝大部分人力用于开大运河、兴建东都、三征高丽和三游江都。隋炀帝又强行非常之役，先后建造显仁宫、晋阳宫、汾阳宫以及自长门江都共设置离宫四十余所，大业四年(608年)，又“自是以丁男不供，始以妇人从役”，15开凿永济渠。隋初最强盛时人口达四千六百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显然这些力役是人民难以承受的。隋炀帝无度滥用民力，把国人推向死亡的边沿，导致身死国灭。
第二，摇役过于集中与急迫。隋炀帝为成就大业，不顾民众死活，频繁地举行大型工程，并且工程又急迫而集中。大业元年(605年)三月，令宇文恺建东都，又命宇文恺等营造显仁宫，发淮北郡民，开通济渠，置离宫四十余所，同年五月，筑西苑，周二百里；大业三年(605年)七月，两次发丁男百余万，修筑长城；大业四年(608年)正月，发河北诸军百余万开永济渠；同年营造汾阳宫;大业六年(610年)，开凿江南河八百余里；大业八年(612年)，建篙阳观；大业九年(613年)，“发丁男十万城大兴”。从大业八年(612年)至大业十年(614年)，连年征高丽，征役人数之庞人前所未有，还有挖掘长堑，造龙舟，巡西北与江都，制造羽仪等。役使人数百万，一项工程未完，另一项工程又兴起，工期短，强度大，东都仅九个月就完工，大运河开通，也仅用三年时间。可见，隋炀帝时的民役是极为沉重的。
第三，破坏了封建经济。尽管隋炀帝是隋代封建地主阶级的最高代表，其一切行为都是为维护和巩固封建国家政权，但他所实施的暴政却使封建生产遭受破坏。隋政权建立后，隋文帝继续推行均田制。均田制是把农民和土地紧紧结台起来的上地制度。隋炀帝即位后，实行一系列的工程和频繁地征讨高丽。大业六年（610年），诏令建东都，随后又开通大运河，修筑长城，皆征百万余人，男人不够，就用妇女充当，死亡的人超过大半。三征高丽的百万大军又多数不回来，均田制失去大量的劳动力而趋于崩溃。与此同时，隋炀帝倒行逆施，把大量战俘或被“籍没”的人口赏赐给将领作家奴，使奴隶制生产死灰复燃。当时大量的农民被迫沦为奴婢。这种奴隶制性质的举措，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