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观点认为，隋炀帝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其罪行罄竹难书。他营建东都、开通运河、巡游江南、三征高丽，他黄淫无耻、残忍毒辣、祸国殃民，他最终葬送了短命的隋王朝。所有这些劣迹在《隋书》、《贞观政要》、《资治通鉴》等书中都可以找到明证。乌文就持这种观点。
但是，由于《隋书》、《贞观政要》、《资治通鉴》的作者们写书的目的就是要其帝王以史为鉴、以隋炀帝为鉴，所以把炀帝盖棺定论，冠以暴君之恶名，再加上旧史家、文学家对炀帝的丑化，隋炀帝就似乎批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后人很难认识到他的真实面目。胡戟的《隋炀帝新传》试图摆脱借鉴史学的束缚，对隋炀帝以一种新的眼光来评价，那么就让我们顺着胡先生的思路，拨开迷雾，对隋炀帝重新进行一番认识和审视。
胡戟为炀帝很多过去所谓的过失加以平反。比如：修运河、见东都是适应了经济重心南移和东盛西衰的趋势；西巡东征、巡游江南很大程度上是在实施发展统一国家的战略，在国土开发上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等等。他甚至还说：“秦始皇做过的事，他多半都做了，但是他没有焚书坑儒；隋炀帝做过的事，唐太宗多半也做了，但唐太宗贞观时代远不及他大业前期的富庶。然而，秦始皇、唐太宗都有‘千古一帝’的美誉，隋炀帝却落了个万事唾骂的恶名。”这一方面是说明隋炀帝与秦始皇、唐太宗一样功勋卓著，但另一方面又有矫枉过正之嫌，不免拔高了炀帝的形象。我认为，隋炀帝是个有作为的皇帝，虽然他有骄奢淫逸、穷兵黩武的一面，但瑕不掩瑜，他的许多措施无论是决策还是客观效果都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不难看到，在贞观之治中，唐太宗是跟在隋炀帝之后亦步亦趋的，不仅以隋为镜，而且以隋为师，隋炀帝是唐太宗美誉名垂青史的垫脚石。这里，评论隋炀帝的功过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探索造成其“过”的历史原因。
时势造英雄，同样，时势也造就暴君。隋朝结束了魏晋南北朝近400年分裂割据的局面，进入了封建社会后期的转型时代，历史正处于大发展的趋势下。但是，大发展的历史机遇成就了隋炀帝，他却有轻易地毁掉了历史继续前进的势头，转型期的新旧矛盾击垮了他，阻碍了他一展宏图的心愿。
隋朝的建立，没有经过农民战争的洗礼，这一方面说明北周的社会矛盾还并不十分尖锐，但另一方面就使得隋统治者看不透社会存在的问题，将各种矛盾全盘继承下来。魏晋以来的世家大族势力没有遭到毁灭性打击，仍尾大不掉，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十分尖锐。这种矛盾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南北文化的差异造成南北地主的分裂。钱穆《国史大纲》中这样认为：“炀帝的多欲政治是他的夸大狂，一面反映出当时国力之充实，一面是炀帝已深深染受了南方文学风气之熏陶。”南北文化的差异，造成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南北地主的分裂，而隋炀帝不能把南方的文学与北方的吏治、武力绾合，造成更高、更合理的政权，终于重蹈了秦始皇的覆辙。另外，南方文学，实则“变相贵族之产物也”，“炀帝雄才大略不如始皇，而同为带有极度的贵族气分，故两人皆不能恤民隐”，一味滥用民力，涸泽而渔，导致王朝的覆灭。
第二，士族地主与庶族地主的矛盾。汪钱《隋唐史杂记》分析了隋政权的阶级基础，其中之一就是开始兴起并发展的庶族地主。隋统治者并没有明确它是代表普通地主利益的，但一方面国家与世家大族有矛盾，另一方面，普通地主要发展，就要削弱士族地主，这是历史的进步，因而隋政权客观上代表了他们的利益。在这种自觉与不自觉中，地主阶级内部矛盾就比较激烈。而隋炀帝没有很好地处理好这些矛盾，用人不当，这也是隋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隋朝的灭亡不仅仅是因为隋炀帝的“过”，隋炀帝“过”也不只是他个人的错。《中国古代王朝兴衰史论》认为隋文帝的聚敛财富，恰好支撑了炀帝的挥霍奢靡。唐太宗也说过“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遂至灭亡。炀帝失国，亦此之由”。每一个皇帝都有贪婪、贪图安逸的一面，当条件充分时，便明显地暴露出来。贞观初年、汉文景之治中，皇帝提倡节俭，这并非是皇帝艰苦朴素，实则是遭受动乱之后，社会经济萧条，没有这个条件供皇帝去奢靡，在要享乐还是要江山之间，稍微有点理智的皇帝肯定会选择后者。贞观后期，社会经济恢复，唐太宗也是“锦绡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帐烦劳”。可见，炀帝与太宗被传统史家称为一暴君、一明君，实在也是时势造就，他们本人实属一丘之貉。难怪胡戟提出了“如果隋炀帝早死几年，秦始皇、唐太宗多活几年，他们的历史评价是否要掉个个儿”的假设！
综上所述，炀帝的过失是时势造就，隋的短促而王也是各方面综合因素造成。我们不能以胜者王败者寇的狭隘眼光去审视隋炀帝。隋炀帝的很多政绩都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的，但是人类历史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历史的发展本是曲折的，人类的进步也是在摸索中前进的。隋炀帝正好是处于历史长河迂回处的皇帝，他失败了，但他走过的这段弯路，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他以他当时国破家亡、身败名裂的惨重代价开创了历史前进发展的势头，为封建盛世的到来拉开了序幕，历史长河又浩浩荡荡地向前奔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