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长的称谓中，完全没有点出宋朝皇帝或天子，而是以较为素朴的概念作称呼，如田地主、大官家，有趣的是，竟还向宋朝皇帝攀姻亲关系，叫了一声“汉家阿舅”。四方夷国遣使来朝，只要态度恭顺，泱泱大国的天子对这些特异称谓也就不多计较了。

宋朝时，宋、金之间的外交关系数变，在双方的国书称谓上也有所反映。初时，双方为对等敌国，国书的起首为“大金皇帝谨致书于大宋皇帝阙下”或“大宋皇帝谨致书于大金皇帝阙下”(《大金吊伐录校补》)。钦宗时，由于金、宋之间为伯侄关系，因此，国书中便见“侄大宋皇帝桓谨致书于伯大金皇帝阙下”，“桓”为钦宗的名字，作为晚辈，连皇帝名讳都须附上了。最后，钦宗向金国投降，降表中一开始即称“臣桓言”，末尾则是“天会四年十二月日，大宋皇帝臣赵桓上表”，连纪年都改奉金国的正朔，实道尽亡国之君的无奈与悲哀。

(摘编自台湾《历史月刊》251期 作者:蔡宗宪)

高自标置的匈奴与突厥

所谓国书，是指由甲国国君署名致书，交由使节传达给乙国国君。乙国国君收受国书后，答书致意，交由使节带回转呈甲国国君。国君为一国之首，在对外关系上即代表着国家，因此，由国君署名致书他国国君时，彼我的称谓即牵涉到两国间外交关系的定位。

汉文帝时，遣使匈奴所致送的国书中说:“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汉朝君主自称皇帝，称匈奴则为大单于，此二种头衔乃双方各自认定的称呼，因此，汉朝国书可说是遵循了对等往来的原则。不过，匈奴的老上稽粥单于在汉降臣中行说的煽惑下，回致汉朝国书时却倨傲其辞地说:“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史记·匈奴列传》)以“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加于匈奴大单于之前，自抬身价，明显地逾越了对等的界线。

无独有偶，隋文帝时，突厥与隋之间的国书也发生过类似的问题。当时，突厥因内部纷乱，对外数为隋所败，沙钵略可汗向隋请和求援。一开始，在致隋的国书中，沙钵略说:“从天生大突厥天下贤圣天子·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可汗致书大隋皇帝。”其中从天生、天下贤圣天子二语，显然犯了大隋天子的忌讳，因此，隋文帝答书时将称谓改为:“大隋天子贻书大突厥伊利俱卢设莫何沙钵略可汗。”(《隋书·北狄传》)

沙钵略可汗的本名为摄图，即位后号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可汗，一号沙钵略。始波罗为勇健的意思(《通典·北狄四》)，其发音与沙钵略相近，隋以沙钵略易替始波罗，疑两者乃同词异译。

沙钵略可汗后来向隋称藩，原本的国书变为上表，称谓也随之改变为:“大突厥伊利俱卢设始波罗莫何可汗臣摄图。”此中伊利俱卢设始波罗莫何可汗略有异文，可暂不论，重点是沙钵略称臣，并具名为摄图，乃是以臣子上表于皇帝的格式，显示隋与突厥已从两国对等，转变为君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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