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聘日本教习是清政府师法日本的有效途径之一。中国近代高等学校建立后,教师非常缺乏,开始大量聘请外国教习。20世纪初期,新式学堂聘请的教习以欧美等国为主,1904年后,大量日本教习来华,在外籍教师中占了绝对多数。他们执教于各级各类学校,主要担任实业课程、自然科学课程和日语的教学,分布也极为广泛。据1909年7月统计,405名日本教习分布在直隶、四川、江苏、广东等20个省区,其中,在高等学校执教的占80.9%(405人中,在大学堂、师范学堂等高等学校执教的328人),保证了当时各级各类高等学校课程得以顺利开设,对缓解当时高等教育师资匮乏的状况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日本教习的水平参差不齐,大部分日本教习出于基本的职业道德,在工作中尽心尽力,教学水平十分高。如,管学大臣张百熙为京师大学堂聘请的东京帝国大学文科教授、文学博士服部字之吉、法学博士岩谷孙藏、日本第二高等学校教授代家谦曹等教习,都有很深的学术造诣;三江师范学堂(南京师范高等学校的前身)先后聘请80余名教习,其中日本教习约30人,这些日本教习都经过了严格的选拔而聘任,有经验一定的教学经验。但也存在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现象。有些人在日本没有固定职业或根本没有职业,来华的目的只是为了淘金,如河南高等学堂聘请的三宅善代太,“到堂二年余,所授仅日本俚语,未免进步太迟。况该教习乃冈山县寻常师范出身,以之担任高等理科,其庸有当乎?”更有甚者,酗酒、打架、挑起争斗和事端,品质恶劣,不堪人师。日本教习出现的问题与聘任过程有很大关系,针对这些问题,为加强管理,保证教习的质量,清政府改变了日本教习的聘用方式,由开始时的学校单独进行改由政府统一雇聘,而且加强与日本的联系,由日本帝国教育会负责来华教习的遴选和培训。
中国近代的高等教育,是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以及洋务学堂的兴办而发展的,始于鸦片战争后的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时期。1862年京师同文馆的建立,标志着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萌芽。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建立,标志着我国近代大学教育的正式诞生。从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史的发展来看,20世纪初,日本是对中国高等教育影响最大的国家。日本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留日归国学生成为高等教育的生力军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中国的惨败,使先进的知识分子觉醒,“受甲午战争的刺激,中国的士大夫们开始寻求日本迅速强大的原因,发现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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