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

吴晗同志如果活到今天，按虚岁算，该是100岁了。讲到吴晗，人们大都把他同“文化大革命”及《海瑞罢官》联系起来，和明史专家联系起来。其实，吴晗还有许多值得称道的事，这里应约谈一谈他的爱国、贫困与骨气。

吴晗的骨气体现在他的不少文章，尤其是杂文中。

吴晗生活的前半生，正是中国处在民族危亡的时代。“九一八”事变以后，吴晗在“读书救国”思想的影响下，没有参加什么学生的救国活动，但是，他的心情异常矛盾。他虽然一心想钻研古书，以便成名成家，可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激起了他的义愤。他开始坐立不安了。1932年1月，吴晗在给胡适的信中直率地表达了自己的忧愤:“处在现今的时局里，党国领袖卖国，政府卖国，封疆大吏卖国”，“听着若干千万同胞的被屠宰的哭声，成天听见的消息又只是‘屈服退让’，假使自己还是个人，胸膛中还有一滴热血在着的时候，这苦痛如何能忍受”。

宁可不出书，也不改“红军”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吴晗应聘到云南大学任教，随后又转到西南联大。由于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加上夫人袁震有病，生活十分拮据。为解决生活的困难，1941年，吴晗应国立编译馆之约写了一部《明史》，为不耽误出书，吴晗先把写完的前四章的手稿寄了出去。不久书稿被原样退回，里面夹了一个条子:“红军之起，拟改为‘民军之起’，以下一律照改。”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元末农民战争中，有几支起义军头上包了一块红布，当时被称为“红军”或“红巾军”。编译馆的有关人员认为，写了“红军”，就有同情今天的“红军”之嫌，所以要求把“红军”改为“民军”。吴晗是个有骨气的、正直的历史学家，他复信表示，宁可此书不出版，也绝不能这样改动。他认为，编译馆所以要他这样改，一是因为国民党怕共产党的红军，连将近六百年前的“红军”也都怕了；二是“民军”在当时是地主的武装，专和红军作对，“红军”改成“民军”恰好把两个敌对的军队颠倒了。吴晗宁可不出这部书，也不改这两个字。

“书归天禄阁，人在首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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