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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宽与《盐铁论》(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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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作者完全忠实于事件的本来面貌，对争辩双方的论点论据，尽管不无倾向性，但仍采取“两刃相割，利害乃知；二论相订，是非乃见”(《论衡·案书篇》)的公正态度，依照原发言兼收并蓄，并不作主观评判，即使有所剪裁，也是出于组织安排的需要；两部分之间，又以“于是遂罢议，止词。奏曰：‘贤良、文学不明县官事，猥以盐铁而为不便。请且罢郡国榷沽、关内铁官。’奏可。”与“贤良、文学既拜，咸取列大夫，辞丞相、御史。”来上下转绾过渡，最后再以“大夫曰：诺，胶东倏逢雨，请与诸生解。”作为全部争论的结束，有始有终，首尾呼应。而第三部分的序言，才以对整个事件以及各当事人言行的评论，笼带全书。由此可见全书合中有分，分中有合，联系紧密，前后一气，不可分割，俨然成为完美的整体。这在迄今为止被列为诸子类的著作中是没有先例的，可谓独具特色的首创。
正因为《盐铁论》在著作上有这样的特点，所以内容极为丰富。它不仅全面而真实地再现了我国历史上仅有的一次大规模地发动地方民意代表，与最高负责官员一起开会，对中央政府一系列现行政治经济政策进行研讨的情况，而且广泛深入地揭示了当时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和错综复杂的矛盾，尤其是对官商垄断、行政权利直接进入生产流通领域，给生产和百姓生活带来的严重后果，都有极为剀切的揭露和抨击，描绘出汉代社会现实的长画卷。例如《水旱》中贤良曰：
故(旧时)民得占租鼓铸、煮盐之时，盐与五谷同贾(价)，器和(合适)利(便利)而中用。今县官作铁器，多苦恶，用费不省，卒徒烦而力作不尽。(民铸时)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务为善器，器不善者不集；农事急，挽运衍(延)之阡陌之间，民相与市买，得以财货、五谷、新弊易货，或时贳(赊)，民不弃作业，置田器，各得所欲，更徭省约。……今总其原，一其贾，器多坚，善恶无所择；吏数(屡)不在，器难得；家人不能多储，多储则镇(锈)生；弃膏腴之日，远市田器，则后良时。盐铁贾贵，百姓不便，贫民或木耕手耨，土耰啖(淡)食。铁官卖器不售，或颇赋(强配)与民；卒徒作不中呈(限额)，时命助之，发征无限，更徭以均剧，故百姓疾苦之。
将铁官用不尽力的罪徒铸不出好农具，官商售货不负责任，卖不出去实行强配，完不成产量强征百姓无偿加工，致使农民木耕手耨吃无盐食等弊害合盘托出。
《盐铁论》在语言运用上也很有特色，不仅明畅自然，传达出辩论各方不同的个性特征，像桑弘羊的雄辩严谨、逻辑缜密，表现了身负要职的现行政策制定者、实施者居高临下睥睨一切的傲气，贤良、文学则滔滔夸夸、子曰诗云，不免流于书生气，却又不惧权势，执著抗争，而且在大段对话的承接处，往往能极精当地三言两语就描绘出人物的神态，使整个争论事件具有了生动的情节性，像《国疾》中，当文学强硬地面折桑弘羊“今执政患儒贫贱而多言，儒亦忧执事富贵而多患也！”时，作者先描述了“大夫视文学，悒悒而不言也。”继而表现丞相史打圆场偏袒大夫说：“夫辩国家之政事，论执政之得失，何不徐徐道理相喻，何至切切如此乎？……所以贵儒术者，贵其处谦推让，以道尽人。今辩讼愕愕然，无赤(孔子弟子公西华)、赐(子贡)之辞，而见鄙背之色，非所闻也！……诸生不直谢大夫耳！”接着再写“贤良、文学皆离席”，看似道歉，实则软中带硬地说：“鄙人固陋，希涉大庭，狂言多不称，以逆(抵触)执事。夫药酒苦于口利于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故愕愕者福也，■■者贼也。林中多疾风，富贵多谀言。万里之朝，日闻唯唯，而后闻诸生之愕愕，此乃公卿之良药针石。”在这种情况下，才“大夫色少宽，面文学而苏也。”然后转向贤良继续辩论。正因如此，郭沫若甚至将《盐铁论》称作是“一部处理经济题材的对话体的历史小说”(《盐铁论读本序》)，足见其文学价值之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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