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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投巨资的汉阳铁厂为何产出极其可怜?(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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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10-22 11:16:01 来源：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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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有1893年建成的天津机器局钢厂，规模都很小。
汉阳铁厂设备是从英国和德国进口的，规模雄视东方。但是投入那么大，产出如此可怜，结果如此可悲，不少追寻史迹者为之掩卷叹息！为甚么会遭遇如此钜大的挫折？归纳历来的研究成果，大部分史学家认为，这是由三大错误造成的:
第一是设备购置不当。汉阳铁厂用的是大冶铁矿，含磷很高，应该用马丁炉；但该厂的主要设备是马丁炉两座，“每日二十四小时能溶化生铁一百吨”；“炼贝色麻钢，每次盛五吨之变化炉两副。”即一半主要设备是不合用的。
第二是焦炭没有稳妥的供应。1893年9、10月间，炼铁厂已经“全厂告成，而煤矿工程未竣。”本来指望大冶的王三石矿和安徽的马鞍山矿，竭尽全力“大办”，到此时“王三石井未成，马鞍山井成而横窿尚少，设备亦未周”。拖到下一年6月才开始炼铁，而这些煤矿“所采不足于用”，只好从国外和开平煤矿购买，运费很高。“开平一号块焦，每吨正价连杂费、麻袋、装工、水脚，需银十六七两，道远价昂，且不能随时运济。恒以焦炭缺乏，停炉以待；而化铁炉又苦不能多停，停则损坏。”从英国、比利时进口的每吨更高达十七八两；而国外钢铁厂所用焦炭通常每吨价只需六两左右。直到盛宣怀接办后勘探、开采萍乡煤矿，才基本解决了这一重大问题。
第三是选址不当。它不就近在大冶设厂，而是选择煤铁都要靠外地运来的汉阳，提高了成本。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重大的决策错误？主要原因是张之洞患了官僚办企业的常见错误:瞎指挥！
大冶有品位很高的铁矿，这是1875年盛宣怀聘请英国地质师郭师敦(A.W.Crookston)博士勘探清楚了的。张之洞也证实:“大冶铁矿据矿师及化学洋教习报称，铁质可得六十四分有奇，实为中西最上之矿。”可是，急于求成的张之洞在矿石的品质没有完全弄清的情况下就订购设备，而且头脑一热立即把规模扩大一倍。
1884年出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雄心勃勃，要在广东建造钢铁厂、枪炮厂、纺织厂等大工厂。他立意办钢铁厂是1889年上半年仍在两广总督任内。在交通不便的19世纪，居然要在煤铁资源俱缺的广东办现代钢铁厂，可谓异想天开。但其动机是:“中国岁销洋铁值五百余万金，粤销即不少。漏卮宜杜。购机开采，设厂煎炼，皆所必需，炼铁尤要。”爱国热忱，溢于言表。
1889年4月9日他同时给驻英公使刘瑞芬、驻德公使洪钧打电报，询问开铁矿和炼铁、炼钢及轧钢设备的价格。洪钧老老实实告诉他:“开矿机价自十万至五六十万不等，须相地而施。炼铁机器亦须知日炼若干，无从悬揣。总以矿师测验为首务……未敢草率报命。”刘瑞芬的胆子比洪钧大，回电说:“询明炼铁厂炼熟铁炼钢压板抽条机器炉具各件，价共需英金两万五仟十九镑，运保费在外，十二月交清，每礼拜出铁二百吨。”张之洞十分赞赏这种干脆利落的作风，第二天立即给刘瑞芬覆电:“请如议订定合同，价能核减尤妙。”七天后，又发电报催促:“炼铁厂机炉请即订立合同，催开工，依限运粤。”再过十天，张之洞提出要扩大规模，很快就敲定日产一百吨生铁。知情者后来揭露:“芝田中丞(刘瑞芬字芝田，1885～1890年初任驻英公使；曾护理江西巡抚，后任广东巡抚，故称之为中丞)原不欲办，嗣经香帅一再电请，知事不得已，然不将其事博访周咨，详举以告，遽匆匆定议”。现在看来，这是一幅近乎儿戏的官僚办厂图。
“香帅(张之洞号香涛)赋性卞急”，就个人性格而言，这无伤大雅；面对暮气沉沉的末代皇朝的官僚机关，想办点事的人不着急，反而有点不正常。但当公权力在握，而又自信道义在肩，立意一往无前之际，如果没有分权制约、按程序决策和公开监督的民主制度，个人的行动不受约束，个性缺陷就可能成为作出违反常识的重大举措的根源，造成钜大损失。
1989年8月，他调任湖广总督，便蓄意将这些工厂一股脑搬到湖北或其他地方去。继任两广总督的李瀚章是个庸材，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巴不得张之洞将这些玩艺搬走。于是，身还在珠江之滨，已经函电交加，迫不及待，筹划如何在湖北等地建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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