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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系同治二年(公元一八六三年)。这一年三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三四万之军，由云南昭通突入川西南，企图直取成都，不料为大渡河所阻，清军与土司兵步步围杀，进退无路，辎重尽失，陷入绝境。石达开为挽救残众三千人的生命，向清军投降。四川总督骆秉章得报，惟恐有诈，命布政使刘蓉前往查看。此时，黄彭年随父黄辅辰在骆秉章幕府，刘蓉邀之同往。回到成都，见到唐炯的两通来信，乃复之，信中说到石达开之死，则回信当在五月二十九日以后。
此函根据唐炯来信的内容谈了自己的看法，并告大渡河之行的目的、见闻，最可贵的，是其对石达开的评价：“此贼举止甚稳，语言气概，不亢不卑，寓坚强于和婉之中。方其就死，纳履从容，若是我大清忠臣如此死法，叙入史传，岂不炳耀千载？如此人不为朝臣用，反使为贼，谁之过欤？”大有钦佩、惋惜之意。使人想起武则天读骆宾王《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后说的话：“宰相安得失此人？”。黄氏有日记留存，大渡河之行题曰《黎雅纪行》，载五月初五日到荣经时，逢川东镇总兵唐友耕解送石达开至，刘蓉遂提讯之，石达开“枭杰之气，见于词色。其于天下将帅独服曾公，亦但称其忠勤为国而已。”又黄氏代刘蓉致骆秉章禀稿云：“因于荣经途次遇唐镇亲解石逆上省时，即将该逆提讯，据供金田起事之后，与洪逆分合及共事伪党、扰窜各省情形，历历如绘，其枭杰坚强之气，见于词色，绝非他贼所能假冒。”三稿所记大略一致。黄彭年所记，得自亲历亲闻，故不同于后来那些绘声绘色的虚拟之辞。
麻江人周询《蜀海丛谈》载，石达开就死之日，成都将军崇实、四川总督骆秉章同坐督署大堂，布政使、按察使以下的阖城文武官员俱在，石达开及其两部将趺跏坐于堂下拜垫上。清制将军位在总督之上，故骆让崇先问。崇见石昂头怒目视，顿时气沮语塞，语音低矮，听不清他说什么。骆秉章这才发话：“石达开，今日就戮，对你来说，也很值得。你计自起事以来，蹂躏数省，我方封疆大吏死于你手的就有三人，今以一死了结，也没有什么遗恨吧？”石达开笑道：“俗谓成王败寇，今生你杀我，安知来生我不杀你么？”遂就绑。石下阶，步略缓，两部将仍左右侍立，且曰：“仍主帅请前。”石达开三人被凌迟处死，自始至终，均默然无声。周询不禁赞叹道：“真奇男子也！”周询之父周之翰此时官省城保甲总局提调，是在场官员之一，周询当时随父在任，他的记载得诸其父口述，应该是可信的，故转述于此，作为黄书的补充。
还要再说说写信人黄彭年和收信人唐炯，他们都是晚清的名人。黄彭年，字子寿，贵阳人，道光二十五年进士，官至湖北布政使，是著名循吏、学者、书画家，曾主讲西安关中书院、保定莲池书院，主纂《畿辅通志》。唐炯，字鄂生，遵义人，后移居贵阳，道光二十九年举人，是当时有名的能吏，官至云南巡抚。从黄对唐的称呼看，他们是姻亲，黄年长。同治二年，他们都在四川，黄在总督幕府赞画军机，唐署绥定知府。唐炯不仅是能吏，而且知兵。上年石达开由湖北入川，他率军在石砫、涪州一带参加堵击，石达开败走贵州，直趋云南昭通。唐炯预料石达开必走川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乘虚进入四川腹地，宁远、越嶲一带宜警备，并调骁勇善战的川东镇总兵唐友耕扼守大渡河东岸。骆秉章以为然，加紧部署。后来局势发展，果如唐炯所料。此函未有他人名印，当是唐氏带回贵阳家中，世传至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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