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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评点唐朝的几封上书(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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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10-30 10:53:50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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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他们干的”。原因在于这些人“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较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马周以一介草民而平步卿相，为毛泽东的这一看法又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所以他格外喜欢。马周早年嗜酒伤身，只活了48岁。毛泽东为此感到惋惜，在《新唐书·马周传》中还批了8个字：“饮酒过量，使不永年。”
对于马周的这封“上书”，毛泽东在极其赞赏的同时也指出了其中的某些不足。如“上书”中说：“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毛泽东认为此种说法“不确，比于隋时，大约五分之一”。隋唐鼎革，人口锐减，但不至于减少到马周所说的十分之一，可见毛泽东读史是非常善于独立思考的。
在历史上，唐太宗以“从谏如流”而著称。对唐太宗，毛泽东一向深表佩服。他在读《旧唐书·李百药传》时，曾总结“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其中有两条便涉及虚心纳谏，即“每旦视朝，听受无倦”、“罢朝之后，引进名臣，讨论是非，备尽肝膈”。没有李世民便不可能有马周，毛泽东对此也是看得很清楚的。
点评朱敬则上武则天书，毛泽东赞赏道：“朱敬则政治家、历史家，年七十五。”
朱敬则(635～709)，亳州永城(今河南永城)人，出身名门望族，“倜傥重节义，早以辞学知名”。他曾受到过唐高宗李治的召见和赏识，但因被人谗毁而未得到擢用。武则天临朝称制后，朱敬则先后担任正谏大夫、冬官侍郎等职务，并监修国史。
武则天作为一代女皇，执政之初颇受朝野怨恨，加之帷幕不修，内心惧惶，为巩固政权，命人于朝堂安置铜匦，广开告密之门，同时任用来俊臣、索元礼、周兴等酷吏罗织罪名，残酷迫害宗室大臣，在朝野上下造成严重的恐怖气氛。有鉴于此，朱敬则上书武则天，提出“绝告密罗织之徒”，在政治上改弦易辙，“易之以宽泰，润之以淳和”，开创礼乐教化的新气象。
在读《旧唐书·朱敬则传》时，毛泽东于开篇的天头上批注：“朱敬则政治家、历史家，年七十五。”对于朱敬则的“上书”，他浓圈密画，仔细体悟，处处体现出赞赏之情。从该“上书”来看，毛泽东说朱敬则是政治家，有以下两方面的理由：
一是朱敬则援引秦、汉之得失，说明在政策上“因时权变”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秦国在李斯当政时期推行法家理论，致力于富国强兵，以至屠灭诸侯，统一宇内，在当时是必要而有效的。但是，这毕竟属于“救弊之术”，不可行之于久远。秦国却不改故辙，“淫虐滋甚，往而不返，卒至土崩，此不知变之祸也”。与之比较，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后，便听从叔孙通、陆贾等儒生的建议，“开王道，谋帝图”，从而奠定了西汉200多年的基业，此为“知变之善也”。因此，他建议武则天“览秦汉之得失，考时事之合宜”，“改法制，立章程，下恬愉之辞，流旷荡之泽……窒罗织之源，扫朋党之迹，使天下苍生坦然大悦，岂不乐哉”。对上述引文，毛泽东均加了圈画，并由此联想到西汉贾谊所写的《过秦论》，批注道：“贾谊云：‘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在他看来，朱敬则的论述是对贾谊思想的继承与发挥。
二是朱敬则的“上书”非常讲究方式、方法与策略，充分考虑到了武则天的接受心理，体现了“顾全大局”、巧妙进谏的艺术，是个聪明人。朱敬则未必完全赞同武则天掌权初期的那些做法，但他在“上书”中却说当时置铜匦、开告端使“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尽露”，武则天“以兹妙算，穷造化之幽深；用此神算，入天人之秘术”。在这番铺垫后，朱敬则方才强调：“向时之妙策，乃当今之刍狗也。”“刍狗”乃无用之物，现今应该弃旧更新，转而实行宽恤之政。朱敬则以古论今，巧妙进谏，无怪乎武则天阅后“甚善之”。武则天个性极强，她所尊重的大臣只有狄仁杰等很少一些人，因此向她进谏并非易事。毛泽东说朱敬则是政治家，当包括“聪明”这一层意思在内。因为毛泽东在读《明史》时曾说过：“明朝反魏忠贤的那些人，不讲策略，自己被消灭，当时落得皇帝不喜欢。”言下之意，进谏者选取适当的方式和策略才不至于事与愿违。
毛泽东认为朱敬则是历史家，除了上述因素之外，当还包括其他的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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