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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评点唐朝的几封上书(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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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10-30 10:53:50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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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朱敬则曾经兼采魏晋以来君臣成败之事，著有《十代兴亡论》。特别是他还写过为秦朝郡县制辩护的重要文章《五等论》，其中观点与毛泽东的历史观十分契合。毛泽东在读《旧唐书·朱敬则传》时，对这篇文章也有过多处圈画。
所谓“五等”，指周代分封制下确立的“公、侯、伯、子、男”这5个爵位。在历史上，赞同周代分封制的大有其人，如东汉至曹魏时期的王朗、仲长统、曹冏，西晋的陆机，唐代的杜佑、崔湜等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为陆机的《五等论》。陆机认为秦朝短命，根本原因在于实行了郡县制，郡县官吏由中央委派，一旦君主有忧，没有宗室与共利害，“颠沛之衅，实由孤立”。而汉初之所以能平定诸吕之乱、迎立汉文帝，在很大程度上便得益于宗室的屏藩之力。后来发生“七国之乱”，乃因为汉朝大启侯王，对秦朝郡县制矫枉过正所致。所以他得出一个结论，即“五等之君，为己思治；郡县之长，为利图物”。只有实行遵循旧典的分封制，才能上下同忧乐、共安危。即便分封制有弊端，也会发生以下犯上的侵弱陵夷之痛，但总比郡县之长强夺民肥，致使天下土崩瓦解要强得多。
朱敬则却不赞同这些人的主张，他是中国历史上较早、较系统地为秦代郡县制辩护的人。在他看来，周代实行的分封制是建立在礼乐教化基础之上的，但春秋以后礼崩乐坏，道丧术兴，人们尚诈伪，贵攻战，“一旅之众，便欲称王；再战之雄，争来奉帝”，完全信奉兵强马壮者称帝的强者逻辑。所以秦朝废分封而行郡县制，“罢侯置守，高下在心，天下制在一人，百姓不闻二主”，乃是不得已而为之，并非故意“薄功臣而贱骨肉”。秦朝二世而亡，非亡于郡县制，而是亡于残暴无度。
朱敬则的这种观点对后来的柳宗元产生过影响。柳宗元著《封建论》，极言分封制之不可取。他举例说，秦朝“有叛民而无叛吏”，汉朝“有叛国而无叛郡”，唐朝“有叛将而无叛州”，这些都说明郡县制较分封制优越。毛泽东对朱敬则、柳宗元的观点深表赞同，认定“百代多行秦政治”，并奉劝郭沫若“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朱敬则、柳宗元都属于有深厚史识的历史家。
朱敬则为官清正，珍惜贤才。当时的御史大夫魏元忠、凤阁舍人张说遭人诬陷，行将处死，“诸宰相无敢言者”，唯有朱敬则上书武则天，为这两人申冤鸣屈，说他们“素称忠正，而所坐无名，若令得罪，岂不失天下之望也”。魏、张最后免于一死，有赖于朱敬则的鼎力相助。武则天宠幸的张易之等奸臣媚权事贵，为武三思、苏味道等18人绘《高士图》，想引诱朱敬则参与其事，但朱敬则“固辞不就，其高洁守正若此”。公元706年，他受贬归乡，行李中“无淮南一物，唯有所乘马一匹，诸子侄步从而归。敬则重然诺，善与人交，每拯人急难，不求其报”。毛泽东对这些引文都逐一加了旁圈，流露出他对朱敬则的敬重之情。
评点姚崇上唐玄宗书，毛泽东批注：“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
姚崇(650～721)，陕州硖石(今河南陕县)人。其父姚善意在贞观年间曾担任过都督一类的职务。姚崇早年应“下笔成章”举，文名远播，并五迁至夏官郎中。
姚崇历事则天、中宗、睿宗、玄宗等皇帝，堪称“四朝元老”，到唐玄宗李隆基当政时，其功业达到鼎盛，成为开创“开元盛世”的一代名相。毛泽东对《旧唐书》、《新唐书》中的《姚崇传》都读得十分仔细，在《新唐书·姚崇传》开篇的天头上批注：“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
开元初年，唐玄宗务修德政，励精图治，准备任命姚崇为宰相。姚崇抓住皇帝锐于成事的心理，上书提出10条意见，以皇帝能否接受作为他是否出任宰相一职的条件。这10条意见是：一、武后当政以来以峻法绳下，陛下能否做到“政先仁恕”？二、朝廷与吐蕃作战，兵败青海，至今未有悔意，陛下能否做到“不幸边功”？三、近来佞人触犯法网，皆因为受宠得解，陛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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